一席YiXi

叶晓阳，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 过去十几年，我们试图用各种方法来推动重大教育政策的变革。它是可能的，但它是漫长的。 所以我不断在想，能不能在政策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去寻找一些缝隙？我们可以修补这些缝隙，做一点小的事情，或许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如何让读书变得有用，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核心问题之一。 2016年夏天，叶晓阳和团队研究发现，因信息缺失，高分低录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考生中。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他们设计了详细的信息干预方式，最终帮助受干预的考生获得了22.7分的加分效应，上了更好的学校和专业。 这件事给了叶晓阳极大的信心，他开始做更多类似的教育行动研究实践。在复杂而宏大的教育问题里，他希望找到那道可以改变的缝隙，做一点小事，改变一些人的教育命运。 【时间轴】 00:12 读书有没有用？怎么让更多的人上大学？ 03:25 「高分低录」：高考志愿系统将制度风险转嫁给了个人 05:40 如何通过改革高考录取制度，让录取结果变得更公平？ 08:07 生成式人工智能鼎盛的今天，信息缺失仍然普遍 11:22 展示专业大类的平均工资数据后，超过20%的学生要改变专业选择 16:01 我不愿意做算命先生，我更愿意教授方法 22:24 为什么顶尖大学大一上期的高等数学有超过25%的学生不及格？ 24:57 目前有超过20%的临床医学本科生毕业后不愿从医，怎么办？ 26:30 继续向前，寻找更多缝隙，做更多小事 �左侧是最初选择的专业分布，右侧是得知专业平均工资之后的选择分布 �2017年团队发给宁夏学生的小册子 �团队为学生展示的AI志愿分析提示词 �用成绩预测结果和学生自己的预测做对比，区分出过度自信和过度不自信的学生 �激励医学生的材料 �中国教育经济学家陈友松的话

晋美，半素人艺术家 我做过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是没有和任何人说，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我应该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也没有找对表达的方法，所以把这种表达的欲望寄托在了羽辰爸爸和羽辰身上。我相信我是一直不死心的。 晋美重新拿起画笔是在50岁。此前二十年，她一直沉在生活里，托举丈夫和女儿的艺术梦想。她认为，他们是天才，自己能做的就是尽力支持。 直到生活得闲，被抑制的表达欲开始以一种难以预料的形式自然流淌。无意识的线条和色彩在纸张上铺展开，看似随意却蕴藏着难以名状的力量。女儿常羽辰被母亲画中陌生的力量撼动，决定为这些画做一本书。 2024年10月，63岁的晋美在香港马凌画廊办了自己的第一次个人展。创作的欲望没有退潮，生活也在继续。她仍旧在买菜做饭的琐事里见缝插针地画画，仍旧为远方的女儿默默鼓掌，却也学会看见自己过去所忽视的才华。 生命的力量蕴藏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里，总能期待新的枝桠。今天是重阳节，愿大家安康自在️ 【时间轴】 00:12 这个名字冥冥之中就要做关于美的事 01:14 我在我们家是抓物质文明建设的 03:48 查出肾癌，不想哭，就想画画 09:11 我不喜欢有棱有角的东西，但生活总有条条框框 12:54 我平时画画都是即兴的，想法也抽象，但这两幅画是有目的的 14:47 我小时候牵引着女儿，现在是她牵引着我 19:19 原来放在鞋盒子里的画，在明亮宽敞的画廊里也不会逊色 21:48 「失落的表达欲」：这些尝试连我自己都忘记了 24:07 我对未来没有规划，只要还能画画，生活就是充实的 �晋美依据照片画的雨中街景 �油画底子 �第一幅纸上画 �手术后第一幅画 �由刀口图案生发出的一系列图画 �小点表达无限的空间，那黑点红点可能就是生命中的苦痛和残酷 �用钢尺刮刀在看起来像自然痕迹的画面上划过，留下有力量的直线 �纪念一只流浪猫 �“天使狗蛋，去往自由新世界” �《晋美》中留下的箭头印记

何彬，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 “同样是汉族，为什么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墓葬非常不一样？北方多是简单的坟堆，南方则会修很大很豪华的墓，而且还有很独特的捡骨改葬习俗，这是为什么？” 从1991年至今，何彬走过了浙江、福建、安徽、江苏等省份的几十个县市，观察各地的葬礼，拍摄和测量山林间的坟墓，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墓制和墓葬文化。 在30年的田野行走中，既有遭遇眼镜蛇的生死瞬间，也有因长途车抛锚夏夜坐在路边数星星的旅途记忆。更重要的是，她深深地感受到被村民们理解和接受的愉快，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民间丧葬习俗背后民众的情感和传统礼俗文化的厚重。 【时间轴】 00:08 偶然的开始：一个墓坑里为什么埋葬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06:04 灵骨分离：日本人觉得一定期限之后灵魂会离开遗骨 09:31 「椅子坟」：没有自然的背山面水的宝地，就自己创造 15:13 为什么是椅子形？“找个靠山” 19:46 「龟壳墓」：把象征美好富贵长久的龟延伸到坟墓上 22:15 灵骨一致：祖先的灵魂不怕热，可以耐2000度高温 24:03 追墓三十年，笨鸟久飞必入 �日本近畿地区滋贺县一个村庄的公共墓地，每个木柱下面都埋了一个人 �除了埋葬墓之外，村子后面还有一个祭祀之墓 �温州的一座太师椅坟，又名椅子坟。 �椅子坟的结构图 �严复先生的墓 �泉州的龟壳墓 �大部分新修的豪华的椅子坟和龟壳墓放的都是这种骨瓮，也叫金瓮 �墓式分布图

姚灏，精神科医生、心声公益创始人 精神疾病的复元，不只是病症的痊愈，更要从疾病所导致的病耻感中痊愈，从失业、失学的负面影响中痊愈，从梦想的破碎中痊愈。 从选择成为精神科医生的那天起，姚灏就感受着社会对于“精神障碍”的偏见与污名。即便症状得到控制，被医院判定可以回归社会，患者也难以被真的接纳和信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一起，被社会区隔开。 2017年，姚灏创办心声公益，致力于精神健康科普，也试图搭建临床治疗和社会服务之间的桥梁。精神障碍患者到底在经历什么？他们的家庭照护者又承受了什么？到底怎样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支持？ 对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庭的关照，其实是对精神健康友好社会的一种想象。我们都曾经历创伤与挫折，都或将面临自我的残缺与重建，我们又能否真的接纳不够完满的自己？ �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愿大家健康，关照世界的同时记得关照自己� 【时间轴】 00:07 最早去精神科实习，就把自己关在医生办公室 01:43 每个人的易感性不同，罹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也不同 03:42 精神疾病病史，是患者和他家庭的血泪 08:28 新闻从业者应该如何报道精神疾病？ 09:20 仅仅治疗病症，真的足够吗？ 17:03 72.9%的照顾者社会支持差，半数照顾者自身存在中度以上的抑郁症状 21:04 社工也不懂该怎么和精神障碍患者沟通 22:59 没有我们的参与，任何事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姚灏写的英文诗《最后两英寸》 �压力-易感性模型 �《精神障碍新闻报道指南》 �不同照顾任务的频率，出自《中国精神障碍人士照顾者现况及需求调查报告》 �不同来源为照顾者提供的社会支持，出自《中国精神障碍人士照顾者现况及需求调查报告》

张赛，工人 我也算是活明白了，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 2003年，初中毕业的张赛开始打工。他待过好几家卫生厂，进过漂染厂，当过保安，也送过快递。 进工厂之前，他对工厂生活有巨大的想象，觉得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女朋友。但二十二年里他从没遇到过和他一样的文学爱好者，工友叫他书呆子，嘲弄他是大学生。 结婚生子后，为了支撑家庭，他开始送外卖。疫情期间，在武汉送外卖的经历让他重新拿起笔，写同事、领导、客户和家人，写下了一整年的武汉日记。 从工厂跳到外卖，现在又想跳回工厂，如此打工二十年，他已经参透：反复横跳才是生活的对策。 【时间轴】 00:09 不读书的人不迷糊，我迷糊，干不了这个 05:12 我以为工厂里会有徐志摩和林徽因 06:40 我鄙视工友，又臣服于他们 10:58 打包盒歪了，是不是地球歪了？ 14:40 看书影响我的名声，影响我谈恋爱，我决定痛改前非 18:18 以前我写很多漂亮句子，但没有人 24:13 重回工厂，我开始写工厂日记，但工厂变了 26:37 工厂和外卖真是一种互补关系 �做卫生巾的机器 �张赛与小胡打架后写下的诗歌 �张赛写的工厂日记，把手机里的关键词还原成句子

赵宏，北京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果一个国家惩罚机制的目标是为了“杀鸡儆猴”，那跟它相伴相生的一定是重罚和重刑。而重罚重刑或者过度预防，最终导致的一定是国家惩罚权的泛滥、惩罚权约束机制的松弛和个人权利保障的弱化。 作为行政法研究者，赵宏收到过许多当事人的邮件，述说他们被违法记录改变的人生：或是误入赌球App，或是一时冲动与人打架，行政违法记录就像刻在他们脸上的红字，让他们无处遁形。而一旦被拘留，就不能考研、考公、评优，甚至影响三代。 过去几年里，赵宏一直呼吁治安管理处罚记录消除制度。她多次撰文，提醒警惕公权力不受约束的扩张而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吞噬。 今年6月27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 【时间轴】 02:07 犯罪是违法当中最严重的类型，违法则很平常，闯红灯也是违法 03:45 行政违法记录几乎相当于现代墨刑，持续影响日常生活 06:29 分隔善恶的高墙并不存在，打破制度不公需要放下道德优越感 12:56 一不留神就违法了 16:30 “株连制度”下悔过的父母与无辜受牵连的子女 18:10 为什么这些人已经受过处罚，却还要对他们进行特别标记？ 23:22 比起构筑恢弘的语词体系，法律工作者更该让法律配得上普通人的信赖 28:12 法治进步背后是很多人的努力，而法律最终影响到的也是每个具体的人 法律的最终目标是打破偏见、克服歧视，法律的修订也依赖于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平和的思想流动，和理性的碰撞，也许能消溶部分偏见，促使我们更加靠近公正。法律制度之下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处境，欢迎大家怀抱着体谅和关怀的心各抒己见，理性探讨 �️

岜農，音乐人 从自然农法中我感受到，大自然繁荣的关键不是竞争，而是相互滋养和共生，是爱。所以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 岜農是瓦依那乐队的主唱，他曾形容自己像鸟儿一样，不适合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更信任泥土的质感。 如今，他在家乡广西过着半农半歌的生活——种田、养鱼、采药，同时用壮语创作音乐。 2010年前后，岜農开始带着村子里的小孩们唱歌。他从不“教育”，也不问“今天学了什么”。孩子是他的伙伴，他们一起在田间地头的各个角落，以农具的敲打为节奏，一把琴，一些童声，就是音乐的全部。这个没有编制、随来随去的音乐团体就是「土人合唱团」。泥土不脏，农民也不卑微，就像他们的音乐一样，不精致，但有生命。 在这场演讲里，岜農会和土人合唱团一起唱快乐的歌，也会分享歌曲背后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故事。 【时间轴】 00:05 �《谁会飞》：谁在唱歌 我们在唱 在唱什么歌 我们在唱快乐的歌 03:01 我是「失败之王」，失败让我成功放下远大抱负 08:18 自己创造并不断调整的农耕生活方式：半农半歌 11:07 �《四季歌》：未来一代缺土，学的都是人造知识 21:12 我不和小孩讲「环保」这种大概念，我只是带他们玩 24:23 �《白色海洋》：嘿不不不不 不要苍白的家乡 27:50 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 31:57 �《美丽山坡》： 风的妈妈 没有告诉它 长大后要成为一阵有意义的风 �来一席演讲前，岜農插完的最后一块田 �土人合唱团 �海滩上成片的白色塑料泡沫 �自己在海边搭的舞台 �岜農的农舍

柱子哥，一个在互联网上真实完整记录自己从28岁到35岁人生的普通人 去年8月确诊的时候，医生跟我的家属说，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柱子哥这个情况最多也就折腾一年，要好好珍惜时间。 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工作、旅行、写作、录播客、上节目，正常地过日子。我觉得也还行。 从2018年确诊血液肿瘤晚期，到2024年8月又确诊原发印戒细胞胃癌晚期，柱子哥与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迫切地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过去，柱子哥是一个被社会时钟推着走的人，每一分钟，好像都必须有产出、有进步。确诊癌症后，“病人”的身份成为一条隐形的分界线，将她与不断向前的社会生产区隔开。没有人告诉她，癌症病人除了焦虑地等待死亡还能做什么？ 她一边探索，一边记录，袒露因病症造成的生理和心理感受，也重新思考安宁疗护的价值与困境，不断为自己争取生存时间的同时也试图改善同处境病人的主观时间。“正是因为记录和探索作为普通人的抗癌经历，个人的痛苦经验才成为了也许可以被参考借鉴的公共认知。” 她只身趟过疾病与死亡，投下石子，期待能让后来人摸着过河。 【时间轴】 00:07 28岁，如何活下去和如何死亡都成为问题 12:23 如果终生都要与不确定性共处，我该等在原地吗？ 14:59 死亡太近了，我又回到熟悉的时空黑洞 18:42 原来我是别人幸福的参照系 21:05 一个终末期病人如何洗澡 23:08 有没有针对癌痛病人友好方便的止痛形式？ 24:36 现在才知道症状控制也是难以实现的 26:12 人为什么一定要体面啊？我要真实 33:32 在继续正常生活的过程中，我重新定义了我的一分钟 �《魔都28岁金融女思维导图自救指南》 �2024年12月31日，经历了4个月的治疗和2次不成功的开腹手术，柱子哥坐在病房晒太阳 �重新梳理上海部分安宁疗护病房的信息 �抗癌博主木豆豆鱼去世，最后一条微博转发了柱子哥的视频：人到底有没有优死的权利，以及肿瘤末期病人面临的困境

王佳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教师 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竞争加剧、就业前景不明的环境下，想要分辨“我想成为的样子”和“他人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变得愈发困难。有学生告诉我，他们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呈现不同的自我。在朋友圈里独立自信、充满活力，在小红书上热爱生活、岁月静好，但在微博上则脆弱敏感、暴躁易怒、天天发疯。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心理老师，王佳莹在工作的10年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大学生。他们大部分被困住了：困于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出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困于孤独，不敢轻易走进亲密关系；困于情绪的重担，难以向他者倾诉；困于外界的标准，不断贬低自己。 与此同时，批评接踵而至：“这一代人没有吃过苦”“这一代人不够坚强”“年轻人就是矫情”……可是，把一切问题推给学生或者他们的学校和家庭就结束了吗？ 每一张年轻的脸庞背后，都有一段隐秘幽微的心事，对于那些具体真实的困境，王佳莹也无法给出“该怎么做”的标准答案。但感受到每个人的无助、困境和生命力，是看见他人的第一步。 【时间轴】 00:08 大学生为什么来做心理咨询？ 01:08 自我的混乱，使得年轻人很难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 11:51 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感到抱歉？ 15:07 “老鼠人”是一种自嘲，但也包含了他们的自我攻击 18:55 以前大家不喜欢自私的人，现在大家不喜欢没有边界感的人 21:51 我们假设别人的想法，把这当作事实，带着滤镜看待这个世界 26:59 心理咨询室是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间的过渡空间 �王佳莹工作的心理咨询室 �大学生来做心理咨询的主诉原因统计 �埃里克森提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分成八个发展阶段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邓巴数：人类大脑皮层的认知能力只能让我们与大约150个人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这150个人会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分成不同的圈层

朱矛矛，全职妈妈、写作者 养育树儿的过程有点像西西弗推巨石，一个刻板行为消除了，另一个刻板行为又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树儿的生命都得到了野蛮生长。 朱矛矛有两个身份：她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是一位全职母亲。 女儿树儿五岁时，一纸自闭症诊断书划破了安稳的愿景。曾经像天使一样明媚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标签——智力障碍、拖油瓶、残次品。面对这样一个女儿，身为母亲要如何去爱？当自己的孩子不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上学、就业、成家，又要陪她迈向怎样的未来？ 朱矛矛带着女儿参加康复治疗，并且在小学阶段申请陪读。她在普通孩子对树儿的好奇反应中获得了看待女儿的新鲜视角，也在与其他家长的交流中感受到难以想象的鸡娃焦虑。 如今树儿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以自己的方式为她分摊情绪与生活上的负担。十年的全职母亲生涯也让朱矛矛学会以平常心看待无常：自闭症不是精神癌症，它不会让生活变得黯淡无光。 【时间轴】 00:07 孩子生来不同，我必须在这个特殊的赛道上陪跑 04:06 为了争取补助，我甚至要表演“精神残疾” 07:02 同学和我说：“树儿最大的问题就是她太快乐了。” 17:47 为了提升数学能力，别人家的孩子挑灯练口算，我们家集体打麻将 21:02 她可能永远不明白孝顺、家庭责任感，但她已经在为这个家做贡献了 23:07 我们之间不仅仅是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还是互相帮助的关系 26:03 我是全职妈妈，但我不想以孩子为事业 �树儿小时候 �“通过谈判，我争取到了陪读的资格。一年级上学期，树儿被允许在我的陪读下，每天下午来上半天课。” �树儿考了4分，班主任还夸她字写得不错。 �为了提升一点数学能力，树儿爸决定教她打麻将。 �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树儿学会了扫地、收拾碗筷、洗衣服，下楼取快递、倒垃圾，还有跟着我们一起去买菜。 �“我们的关系更像两个有缺陷的朋友，合在一起才会功能正常。” �树儿的画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即便5天8小时工作制也是到1995年才确立的，它的历史并不长。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工作法则。面对当下的工作危机，在落实5天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 关于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一百年后的人将生活在高度富足的社会中，每天3小时的轮班就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到那时，他们最大的困扰将是如何享受充足的闲暇时光。 历史即将走完一个世纪，凯恩斯的预言不幸成为了泡影：8小时工作制在世界范围内被无下限地突破，技术性失业无法解决、大量拿到大学文凭的学生走上了考研考公的道路，社交媒体上人们或因为失业焦虑、或因为工作烦躁，享受闲暇的权力依旧只属于少数人……从小被教育要“热爱劳动”的我们发现工作实在是很难热爱的模样。 工作是如何诞生的，又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狗屁模样”？这个班我们难道非上不可吗？属于我们的闲暇去哪了？ 王行坤一直关注着这些与工作相关的讨论。在长期研究相关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王行坤想要告诉大家：工作从来没有什么永恒的人类法则，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 【时间轴】 00:10 虽然我们经常说中国人非常勤劳，但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的敬业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03:00 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作社会。 06:28 “要热爱工作”的打工人觉悟是如何产生的？——用规训和惩罚“向懒惰开战”。 11:55 一种病态的激情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那热爱工作的工人们得到了什么？ 14:01 如今“劳动者没力量”，制度底线被不断突破，劳动者没有任何话语权。工作不值得我们热爱。 19:51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吗？ 22:19 我们可不可以不工作？ 25:09 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让我们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更少但更有意义的工作，更多且更丰富的生活。

梁君健，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 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 位于城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创办的中学。在这个由废弃车间改造的校园里，音乐老师袁小燕带着孩子们组建了一支合唱团。2017年，梁君健关注到了这群合唱团的孩子们，他带着纪录片拍摄团队来到学校，开始跟拍孩子们的歌唱、学习与日常生活。 在梁君健最初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底层孩子通过音乐“逆袭”的故事。而随着纪录的逐渐深入，音乐之外更为复杂动人的面向也在他眼前逐渐展开。 在这个合唱团里，流动与离别是不可忽视的音符：有的孩子刚刚学会唱第一首歌，就不得不转学回户籍地准备中考；有孩子在合唱团找到了自信，却在升学压力和家长的反对中放弃；有孩子尝试报考了音乐项目，却在筛选过程中提前面对了社会的残酷……人来人往间，合唱教室中的歌声，见证了他们的青春成长，也陪伴着他们的欢笑和泪水、相遇与离别。 在镜头中，这些孩子身上展现出一种柔软而坚韧的生命力。他们是如何成长的？他们如何度过困难，又如何面对愿望被打碎后的境况？拍摄过程中，梁君健反复追问着这些问题，同时也不断思考着纪录的意义，思考社会、时代和个体的生命经历之间的关联。 【时间轴】 00:09 我想象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校园，里面有一群初中的孩子在歌唱。 03:26 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北京，或出生不久就被带来了北京，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长大，但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感受和我们又不太一样。 08:40 该如何去面对希望破灭这件事，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 13:40 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好，也不是她专业不行，而是因为她在一项与专业无关但和社会性规则有关的得分上得了很低的评价。当时的小云作为一个天真的孩子，并没有习得这样的社会规则。 16:21 愿望被打碎之后，他们要如何面对？ 18:12 孩子们关心的事情和我们关心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意义、问题，好像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并不是如此。 21:48 苦乐参半的生活不仅属于合唱团的孩子们，也属于我们每个人。 �蒲公英中学校门外的马路挤满了等公交车的人 �蒲公英中学以前是老三余村的村办工厂，教学楼由老厂房改造而成。 �学校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墙上画了各种各样的壁画，尤其是进到跨院里，迎面的墙上画着一幅巨大的蒲公英，特别生动，特别生机勃勃。 �袁小燕老师与蒲公英合唱团 �权煜飞 �张展豪 �张展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但他又在这三行字上划了一条横线。 �王路遥 �冯小云 �2018年中网比赛开幕式上，蒲公英合唱团演唱《北京欢迎你》 �慈善晚宴上，路遥邀请黄晓明和同学们一起合影 �史甜雨（左起第二个女生），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她是蒲公英合唱团的团长，但开始拍摄两三个月之后，为了更好地适应老家的教学体系，史甜雨转学回到淮安。 �2018年年底学校搬到新校区之后，老校区的房子就开始拆除，对面的老三余村也完成了搬迁。

金子，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 每当我拎着我的小裙子像老鼠一样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在门外等着我的不是南瓜马车，而是我叫的特惠快车。我报上手机尾号，司机一脚油门，电机轰然旋转，我的后脑壳轰地一声撞在座椅靠背上。这熟悉的推背感，就像大哥车里的烟味一样令人微醺。 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里，却显得笨拙、不入流。她需要适应一套以“体面”为核心的新规则，努力让自己得以应付各种场面。 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骑在墙上的人”，流窜于小镇和名利场之间，既因故作体面的人造景观感到疲惫，又为自己在名利场上学到的东西沾沾自喜。她短暂地产生过阶级跃升的幻觉，却又在下一秒清醒地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里，再次与自己积年累月形成的“做题家”习性缠斗。 “小镇做题家”以一种笼统的标签式话语概括了太多人的成长路径，好像成长中那些别扭的心绪因为留在了大城市就变得理所应当、不言自明，但正是这些曾经的痛苦、纠结塑造着人本身。 金子选择诚实地面对过去的自己，以一种轻巧的姿态书写那些幽微难言但不该被略去的情绪。而现在，她正努力用做题家刻苦钻研的精神，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不做题。 【时间轴】 00:10 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南，不论是当做题家还是在名利场，我都觉得我不入流。 01:56 感受到快乐说明我正在堕落。只有痛苦，啊，那高尚的痛苦，证明我走在一条正确的奋进的道路上。 11:41 妈妈，人生是旷野，但是旷野上的垃圾咱没资格捡。 13:11 原来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努力方式，它不需要灰头土脸、蓬头垢面，只需要一点脑筋、一点信息差、一点眼界，就可以得到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18:19 “阶级叛逃者”比“小镇做题家”更适合用来描述我们的处境 19:44 有时我也在犹豫，我应该把自己真实的自我藏起来吗，我是不是应该拥抱这种虚荣，踮脚够一够这光鲜亮丽的生活？ 24:48 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我需要克服一下的东西。 27:40 正如牡蛎给芝加哥带来了海，我给北京带来了一所河南的高中。 30:50 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最后一次做关于高考的梦 �“我出生在河南濮阳北部的一个采油厂家属区。它其实就是一片农田之中，用砖墙围出来的，里面有一个学校、一个超市、一个医院，一家大单位，然后就没有了。” �“这是高考结束时，我所有的课本、试卷和练习题，以及用空的所有笔芯。准备卖破烂的前一秒，我把它们堆在这里拍了一张大合照留念。” �“每当我有一段空闲的时间需要度过，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道数学题” �温哥华的海滩

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那么多，也是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地归责于父母，认为如果父母好一点，我就会好一点。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 这其实反映了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 “妈宝”“全职儿女”“不婚不育保平安”等等，年轻人们或主动或被动贴上的标签越来越多。流行的话语，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真实的生活。青年人到底在面对着怎样的生活？家庭在他们的生活中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 刘汶蓉从不认为年轻人在各项人生选择上的状态是消极被动的。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代际关系的处理，还是婚恋与否的抉择，年轻人除了情感维度的衡量，还会进行理性的计算。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年轻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性，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也使得他们缺少除了家庭以外的社会正式支持资源，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真正的“避风港”。与之相对的，婚姻成为一项风险投资，他们谨慎地计算着成本和可能的回报，不敢轻易投身其中。 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旧紧密的代际纽带影响着青年生活的不同侧面。随着研究的展开，刘汶蓉也开始好奇，青年人的婚恋趋势又将给中国的代际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 【时间轴】 00:09 把婚姻关系放在家庭的场域中，重新看待青年人结婚难、结婚焦虑和晚婚不婚等现象。 00:51 中国人结婚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是在2010年后。结婚年龄的推迟，是导致终身不婚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05:15 “如果对方符合您的择偶要求，但您还没有爱上他，您是否会和他结婚？” 06:50 “新包办婚姻”——中国9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青年人的婚恋自主，但21世纪，父母的介入似乎又在上升。 11:53 “以前是一个人过日子难，现在是一家子过日子难。” 16:41 隐秘的爱的操控，让孩子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没有动力走出家庭。 19:52 当无条件接纳的爱在婚恋关系中得不到的时候，青年人似乎把对这份爱的期待又转向了父母。 23:24 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提供了紧密的代际支持，但青年人也因此面临更严峻的“关系贫困”。 �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上涨了近4岁，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上扬。 �二孩政策的三次调整都伴随着后一年生育率的上扬，但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的时候，生育率不仅没有上扬，反而一直下滑。 �2023年，男女都有超出两成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会和不爱但符合标准的人结婚，远远高于2001年的数据。 �2023年，认同“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这个观点的比例已经上扬到了40%以上，女性达到了46.5%。 �“新包办婚姻” �2023年在上海的调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的未婚青年，特别是未婚女性，有五成左右都没有信心能自己找到满意的结婚对象。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在今天新技术的万丈光芒下，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时代在不断加速，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生产并无限放大欲望，知识和思维被外包给人工智能，碎片化信息取代了专注的洞察，搭子文化取代了稳定的共同体…… 从19世纪开始，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还原主义就为当下这个技术时代定下了基调：客观的真理、被动的自然、无限进步的科学。与之相应的是个体生活中意义的匮乏，单一的价值标准和优绩主义的社会。如此境况下，我们原本具身的、具体的、丰富的、质性的日常经验被不断抽象和贫瘠化，生命力被掏空，精神危机降临。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危机感，它有永不遗忘的知识、出色的逻辑推理，它不知疲倦地学习，甚至能模仿人类的心灵。但王俊则在危机中看到了更多反思的可能——当人类的体力和智力都不再被社会发展所急迫需要时，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人的生存意义何在？我们如何用哲学来观察和描述我们的生存境况，又如何寻找摆脱时代困境的出路？ 【时间轴】 00:07 生命力被掏空、充满塑料感的共同体、孤独感，数字时代在提供给我们全新生活经验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幸的生存经验。 01:36 科学成为我们看待世界和理解自身的意义框架，而“无限进步”是科学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信仰，我们当下生活的所有意义都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上。 06:13 意义不断被抽空，生活不断去神圣化。 人无非是一堆脱氧核糖核酸，是一堆分子和原子的集合，人类被降低了。 08:35 优绩主义变成唯一的价值标准，如果达不到优绩的顶端，就不配享有任何愉悦感和成就感。 10:02 所有事物的时效性变得越来越短，当下在不断萎缩。我们不仅没有了可以终身受用的价值和理想，也没有了可以维系一生的职业、家庭和爱情。 14:53 “漠无差别的领会”：我们今天很容易就可以结成一个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非常之脆弱，没有真正的稳定的共识和共同价值。 20:40 面对人工智能体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可能是更大的观念性危机：“心灵的迷失”。 25:30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鲁雯泋，建筑师 北京真的无聊吗？我既不想轻易赞同，也带着点怒其不争的心情。北京似乎在变得无聊，因为它在拒绝一切失控混杂的东西；北京也是有趣的，因为能够调动感官的事物尚未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下，记录它比以往更有意义。 你印象里的胡同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胡同居民怎么晾衣服，在哪里养花，临街住户如何防止路人偷窥吗？你也许不知道，寸土寸金的胡同里，鸽子住进了让人羡慕的豪宅，流浪猫肥润自在，这话可千万别让住宅小区里的猫听见了。 2019年，从外企辞职后，鲁雯泋与朋友一起在北京的胡同里开了一家建筑工作室。在走出办公室、穿过大街小巷时，她发现了摊开在公共空间里的野生设计：空调外挂、缝中停车位、能屈能伸的雨棚……比起标准化的设计方案，这些未经规训的芜杂生态表达了更加真实立体的使用需求。 胡同居民在局促的空间里寻求开拓，也与街道一同维系着价廉但高效、粗野而有序的生长。凭着建筑设计的专业嗅觉和分析图的解剖术，她识别出材料与构造、节点和连接处所透露的曲折心思。那些叫人不敢轻慢的日常，原来就藏在街角、门前和窗边。 2024年，工作室所在的整条胡同都被“腾退”，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逃离北京，但鲁雯泋的野生设计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记忆得到彻底的更新改造以前，她还想再多走几条胡同。 听完这场演讲，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北京超无聊」，你觉得呢？ 【时间轴】 00:10 坐在办公室里画图、开会、打电话，房子就一点点盖起来了，根本不需要跟真正的使用者沟通，这让我感觉非常悬浮。我更喜欢看真实的人和具体的生活。 03:08 从CBD牛马化身胡同串子，发现居民把生活碎片都延伸到大街上。咱们胡同大爷的包裹艺术，可能离包裹巴黎凯旋门也没多远了。 05:55 公与私的边界相对暧昧，规则也模糊，就催生了很多巧解问题的野生设计。比如：这个人为什么要在水泥楼梯旁边再加一节钢楼梯？ 07:52 空间利用：大爷把代步车严丝合缝地卡进墙的夹缝里，要出来就得翻越车内的空间，从后门爬出来。 10:39 废物利用：矿泉水桶和废弃椅子是胡同居民的两大明星单品。 14:40 防走光：有了大罩子，再也不用担心开关门会走光。无论街上怎么熙熙攘攘，主人依然可以坐在黑布后面喝茶。 16:51 治疗颈椎小卖部、大疆总部同款卖鸟车和大号糖葫芦自行车。 22:36 当真实的生活不存在，野生设计也就消失了，但千篇一律的舒适整洁不会刺激和调动人的感官，我们向往的其实是更丰富多样更有生命力的城市空间。 �街边散装之庙 �菜场中心之庙 �公寓山寺 �瑞士猫梯 �鲁雯泋建筑工作室曾经在钟鼓楼附近 �钟楼广场上大爷遛羊驼 �围观剧组在胡同拍戏，这可能是在拍一个科幻片 �屋脊上的鸽子笼超过了主人自己的家 �蜗居的鸽子 �胡同里的摩托车vs美国包裹艺术家克里斯托和克劳德的早期作品《包裹摩托车》 �包裹巴黎凯旋门vs包裹胡同里的房子 �为什么要在水泥楼梯旁边再加一节钢楼梯 �窄巷里的收纳网 �电线杆里的卡座 �“卡车” �悬挂烟灰缸 �窗户上插着汽车后视镜 �治疗颈椎小卖部 �大疆总部vs超载卖鸟车 �大号糖葫芦自行车vs20世纪30年代的糖葫芦摊 �给泰迪剪指甲的塑料袋 * 如果出现图片加载问题，可以移步一席公众号查看全部内容

熊景明，民间历史写作推动者，主持港中大「民间历史档案库」 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再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的尖头皮鞋。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很久之前，熊景明就在想找一件退休后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最后她选择了收集和推动民间历史写作。2007年，熊景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退休，开始写下长辈的故事，写完了父母，接着写从曾祖父到众位姨妈、干爹……好像是“请君入瓮”。 熊家可谓云南的名门望族，曾祖父熊廷权是晚清进士、民国初年的丽江知府，曾进藏协同平叛；祖父熊光琦担任过云南六县的县长，推动地方发展。外公苏涤新则是云南第一代留日学生，回国后助力教育革新。 除了这些“大人物”，还有更多平凡的长辈：四姑奶奶在指腹为婚的丈夫去世之后，北上读书，后留学斯坦福大学；大姑姑爱上了国民党员，两党斗争延烧进家庭；还有在提笔之前就清楚地知道必须要写的人——妈妈苏尔端。虽然因病卧床十八载，但妈妈的病榻有着魔术般的力量，令家人、亲友都乐意来向她述说心事，她像一个“箍桶索”维系着小家庭、大家族。 熊景明希望有更多人拿起笔，做这件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事。「世间无人能代替你写下对往事的回忆，记下先辈的人生故事。」 【时间轴】 00:07 人一定要找到一件可以做到老死的事，民间历史可能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04:10 我妈妈是昆明市第一届进入大学念书的女性，但她考进去第二年就辍学了。 12:18 我的父亲是生逢其时，那个年代大量的新思潮、新玩意涌向中国。 18:56 让我觉得必须要写一本完整的家族故事的书，是我的祖父熊光琦。他在民国时做过好几任县长，又抽鸦片，在我这样受新的教育长大的人看来，他就是典型的“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的人”。 23:52 我妈说我是老狗记得千年事，其实这个老狗是经常回忆才会让她记得。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 �妈妈、熊景明和弟弟 1955年 �妈妈 1934年 �熊家花园 1934年 �妈妈的工作证照片 1953年 �妈妈和我 1967年 �妈妈的信 1969年 �爸爸在熊家大宅 1934年 �父亲与好友 1930年 �昆明黑龙潭公园 1943年 �昆明翠湖南路 1975年 �1937年 �1939年 �老婆婆背着她的全部家财，步行300余里来到开远（县），找她被征（兵）的儿子，可是儿子（所在的部队）已开走了。她欲哭无泪，虽然今天的晚饭还不知有没有吃，她也想不到了 �熊家全家福 �苏家全家福 �二舅 1940年 �妈妈和我 1946年

杨青风，金盲杖视障人自主生活品牌发起人。 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冒着家人的反对、冒着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走出来的，但是有时老百姓看到视障者自己出来，觉得挺担心的，马上就下意识地说：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这话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很可能把他好不容易立了出来的志又给推回去了。 中国有1700万视障者，需要靠盲杖出门的有几百万，但大部分视障者无法独立出行。他们能在自己熟悉的小环境中独自行走，也不需要盲杖；但无法在开放、陌生的环境里行走，不得不完全依赖他人的引领。无法独立出行，严重影响视障群体的生活质量、社交圈子、教育水平和工作机会。 作为一位完全失明、却能自如行走的盲人，杨青风认为，比起无障碍设施的不完善，更大的障碍来自观念。家长、学校、社会的过度保护虽然出自善意，却让视障者失去了锻炼的机会。 2018年，杨青风和同事们创办了“金盲杖”沉浸式独立出行训练营，让视障导师带领视障营员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探索。从如何使用盲杖、借助非视觉的路标和线索、过马路，到用导航、乘坐公交地铁，以及如何有效求助，帮助视障者迈出独立出行第一步。 视障者不能等无障碍设施完善了才出门，就像不能因为空气不好就不呼吸。改进设施的同时，社会观念也需要更新。有时视障者好不容易克服心理障碍走出家门，“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又把他们重新推了回去，问“需不需要帮忙”才是支持和促进。 【时间轴】 00:05 像我们这样看不到、拿着盲杖到处跑的视障者的确不多，在陌生环境里能独立出行的更是寥寥无几。 04:10 一旦一个人看不见了，他就会受到周围的人的格外的关心和照顾，这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也可能限制一个视障者自我能力的发展。 12:18 其实很多视障者是不怎么用盲杖的，甚至都没用过。他们的家人、朋友宁可花时间带着他们走，也不愿意让他们拿盲杖，时间一长，我们自己也觉得拿盲杖是一个不太好意思、甚至是有点羞耻感的事儿。 15:42 走到地铁站附近，高峰的时候会打到很多共享单车，会听到广播的声音、自动扶梯转动的声音，还能闻到一种来自地下潮湿的味道。 18:16 如果没有提示音，你们觉得我们过马路是车多点好、还是车少点好？ 21:18 导航说“到了”，通常来说是把目的地导到你视线内了，明眼人可能觉得已经很近了，但是视障者还不知道在哪儿。 22:38 好多人没接触过视障人，突然一个盲人站在他面前问，你能帮我一下吗，他这想法会非常复杂：他要让我帮他什么？他要让我送他回家，我有没有时间带他去？他会不会让我给他钱？我给不给、给多少？ 29:53 如果我们不出来，不但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好，无障碍设施也没机会变得更好。 �杨青风所在机构视障者们在做音视频剪辑 �杨青风带领营员做回声定位联系 �《小腿的情人》梁奕轩（全盲）

秦潇越，纪录片导演 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过去十年，秦潇越扛着摄像机穿梭在不同的人生故事里，试图汲取力量和勇气，解答自己的人生困惑，却被迫重新思考“理想”的意义。 她曾经笃信，不论身在怎样的处境下，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样的向往会引领着人脚踏实地地向前走。但房君睿的出现，击溃了她的信念。断断续续跟拍了他四五年，这个梦想做文物修复师的青年仍旧被困在自己的“巢穴”里，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一直到拍摄结束，想象中的励志情节也并未发生。 秦潇越这才发现，在真实的生活里，现实是一堵又一堵的高墙，即使怀抱理想，也可能会被困在原地，失去继续向前的力气。 在新的创作中，她不再鼓吹理想的力量，只想呈现更丰富的生命状态。 【时间轴】 00:08 世界末日，我在上海的街头问陌生人：你的人生有什么遗憾？ 01:56 相信理想的信念被不断地提起、放大，有一次我甚至看到我的海报和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我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 07:56 老天好像在跟我开玩笑：你这么喜欢鼓舞人家去追求理想，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个被困在极度现实里的人，让你知道理想的背面是什么。 11:10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那么是否还有记录的必要？ 17:45 当生活中多了一个镜头，多多少少都会让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两年过去了，那个碗还在那里。 20:52 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最大的意义，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24:08 逃离只需要一时的勇气，但是真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建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需要面临更大的挑战。 26:50 拍纪录片对自己的意义永远要大于对他人的意义，是这些真实鲜活的人物故事告诉我，世界是什么样的。 �《世界与我》里秦潇越遇到的乞丐 �吴卓渊在火车站门口与金牛的合影 �《世界与我》的海报和贾樟柯的海报放在一起 �房君睿修到一半的碗 �房君睿父亲在作画 �房君睿和杨光在家中聊天 �《去哪安家》中沙溪的树屋

麻杰夫，观鸟爱好者、听音辨鸟达人。 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但实际上鸟叫是无处不在的。 和很多人一样，麻杰夫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观鸟的。虽然生长在北京，但直到那时他才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热情去到北京的各个公园和景点，解锁这个城市的另一面。 观鸟不久，麻杰夫便对鸟类的叫声产生了兴趣，开始琢磨怎么听音辨鸟。几年下来，他已经可以通过声音辨别大约100种北京常见的鸟类。他发现自己熟悉的这个世界中其实藏着另一个世界。 比如常听到但没留意的“咕咕咕～”原来是珠颈斑鸠；北京的白头鹎爱唱“遵守纪律”；擅长模仿的乌鸫会发出猫叫、狗叫、电话铃声、电动车警报，可以想象它都经历了什么；再过几天，从南方飞来的黄腰柳莺就会占领北京的行道树，这种无敌可爱的小鸟唱的是成龙打醉拳一样的歌…… 如果说观鸟是打开了世界的另一个图层，听鸟则给这个图层又添了一个维度。在平凡如自家小区的地方，只要推开窗户，也能别有一番天地。 【时间轴】 00:09 麻雀+Jeff：希望成为像麻雀一样低调但成功的生物 02:20 入坑观鸟之后，我发现上班前也可以观鸟，只要你早起一点点，再早起一点点。幸好我们单位当时效益已经不是很好了，活也不是很多。 05:35 描述鸟的叫声，需要一些生活经验和想象力：如果你曾经很努力地想把一块玻璃擦干净，但怎么也擦不干，你就get到了一个斑头鸺鹠 xiū liú——一种中型猫头鹰的叫声。 10:27 一只鸟很可能成为一只狗、一只羊、一只猫，从空中飞过。 13:12 当鸟鸣被翻译成人话：一只鸟从上海到了北京，就开始说“遵守纪律”。 20:46 如果你在北京走进一个灰喜鹊的领地，它们就会这样骂你 25:12 “处处闻啼鸟”：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 �入坑观鸟都怪河边一只好看的鸟——北红尾鸲qú �左图为奥森公园，右图为麻杰夫在奥森的观鸟记录 �6种不同的柳莺 �麻杰夫做的《华北常见柳莺叫声速查表》 �星头啄木鸟錾（zàn）木 �大斑啄木鸟錾（zàn）木 �斑头鸺鹠（xiū liú） �中华短翅莺，图by JiaHY �夜鹭 �白眉朱雀，图by三石 �黄腹山鹪莺 �凤头麦鸡 �白头鹎bēi �黑尾蜡嘴雀，图by Link �灰喜鹊 �蹲在草里试图录叫声的麻杰夫 �一只上海的乌鸫的效鸣对象 �左图为大山雀，右图为暗绿绣眼（by 鲤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