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World

各位听友好，说起树才这个名字，爱好诗歌的人对这位中国当代诗人耳熟能详，他不仅是著名诗人，还是将法国现代和当代诗歌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文读者的翻译家，诗作和译作等身。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于浙江奉化的树才先生求学于北京外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曾任外交官，在非洲工作四年，后在千禧年调进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工作，专门从事诗歌的创作和研究。 日前，他赴意大利参加第一届中意国际诗歌节的活动后，转道巴黎，应法兰西360空间画廊负责人的邀请，在画廊举办了“写诗/译诗，我的40年—树才诗集《天空俯下身来》分享会”，在分享会后，我有幸采访了他， S2 11:07:01:02 素材先生，您好！. S3 11:07:03:04 您好！. S2 11:07:03:18 哎，您是怎么接触到诗歌？而且诗歌有什么来吸引您，让您投身这个诗歌创作的呢？. S3 11:07:12:17 一个人写诗，最初一定是对诗歌的一个兴趣，就是说他接触到诗，小学、中学，他特别被吸引，他是自发的一种兴趣，这个我觉得每一个诗人最初呃，就是因为读到了诗，对诗有一个最初的兴趣，我觉得它这个兴趣，它的去向很复杂，大部分的兴趣是去向不明啊。对于我来说呢，没想到这个中学时期尤其读古诗、才、唐诗、陶渊明、李白、王维，我就非常被吸引。上大学以后，又遇到80年代初大学生诗歌运动是非常火热的。也许我是在北京的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学里充满诗社，跟其他的大学立的诗社互有往来。等于说那时候也产生了一大批大学生诗人，每个大学都有文学社，有诗社。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加上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啊，有更多新鲜的东西介绍过来，然后人的个性、人的表达都被鼓励。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诗歌的一个黄金年代。80年代我正是在大学的时候，把中学里的这个诗歌兴趣发展成了一种热爱，当然也跟我学法律有关。 S2 11:08:55:15 您是学法语出身的，所以您也翻译法文诗。 S3 11:09:00:09 我是1983年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法语系。而且我用英语参加高考的。但是我在大学里，我却主动愿意把第一外语选择法语不再。我的好多同学，他们第一外语都是选择英语，但是因为英语有成绩，比他们更好地，他们就被被剥夺了这个学法语那儿去了。所以他们多少有点失望。我我是自己真的是很自觉地就选择了这个法语。所以我在大学期间一边学法语，一边就会去读这个法国的现代诗人，法国的诗歌，这个也对我的兴趣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巩固，甚至是一个有一个加强。 S2 11:09:49:15 会不会说也是一个黑威拉兄的用法文说的话，黑威拉兄。 S3 11:09:54:08 和未来，希望的是一种开启，就在那里得到一种启示。尤其是我大学的时候，很偶然在大学里见到这个一个法国现代诗人叫毕业和活佛一，我们翻译称为皮尔洛、威尔第。以前戴望舒翻译过他的一些诗，后来就没有再翻译，戴望舒给他很高的评价。而事实上，偏活泛的是法国二十世纪诗歌非常重要的一员。他的诗歌看上去用词简单，句式也很容易懂，但是就让你觉得能够读懂的。这个意识里面有一种特别意味深长的东西。哎，我大学的时候就偶然在图书馆里借到他的一本诗集，叫举动大部分时光。而我就读他的诗。那当时我在大学里搞诗社、文学社，我自己也在写诗。那么读毕业季的诗变成了我学法语的一部份啊。后来研究毕业后落地就是他的诗歌，后来还变成了我的大学的学士论文。所以我写诗和学法语有关系，因为学法语，因此接触到法国的现代诗歌，而这个现代诗歌像你刚才说的，给我有一种开启，让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一种一种觉醒觉察，尤其是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和他的呃，生活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我觉得就是法国的大诗人的无意中启示，我的无意中让我觉察到。 S2 11:11:43:13 刚才您也读了一些诗，还您说了一下，您当初就是大学时光的时候，您研究这个变化和落地的一些趣事，很吸引人。离开大学之后，这个偏Herbert对您的诗歌创作和影响方面还在继续呢。直到今天呢？还是已经慢慢地退下去了？. S3 11:12:07:09 不光没有退下去，实际上我觉得还在秘密地、潜在地加强。甚至我认为我对法国诗歌得益最多的一个诗人就是后边的我。一直到现在，每次打开他的诗集，读他的诗歌，我仍然会涌起一种要翻译的这种冲动，翻译这种欲望，这个是最好的证明。你读的时候又吃到了这个诗的味道，他的诗歌的很独特的，呃，这样一个味道，而且这个味道是一直的在吸引力，构成一种迷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诗人隔着语言，如一旦给你构成一个吸引，这个吸引有时候会越来越的加强，越来越的扩大，海外的敌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S2 11:13:04:19 那这是法国诗人对你影响最大的诗人是和后边的，那中国的诗人有没有某一位诗人，不管是古诗还是现代诗对你影响很大的呢？对你创作上面影响很大的。 S3 11:13:22:16 古代的伟大诗人有两个我特别偏爱，一个是陶渊明，我觉得真正的酒神诗人是陶渊明，他比李白早，李白是我觉得过的都是好日子。陶渊明他有很很悲苦的一面，但是就他的那种嫌疑和放荡，那种豁然开朗，我觉得他那是更加严厉，禁止有人去访问他，他人不在，人家就把自己做的酒在他门口一放，那个我觉得他喝酒之间的关系更加纯粹，更加是诗神和酒神之间的关系。陶渊明。还有一个就是王维与王维的诗歌非常的有一种是一种空灵，这种精神，那种空间感，王维的是个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嗯呃下，这个洗澡水是我坐看云起时，所以我觉得，而且尤其他的生活也吸引你，因为他是一个很深的介入到呃，士大夫的生活，官宦的生活，然后中年以后，呃，有点不顺，他自己就也知道急流勇退，我觉得是一生生活得非常的饱满，完成度非常好。现代诗人我觉得就来过法国留学来学，来学这个绘画的大诗人艾青读他的诗，让我看到了法语对他的诗歌语言的影响。这个，而且他的诗歌有一种散文的很磅礴的力量，他是很善感的，但是又很节奏，所以他说这个我爱这土地，爱这个节奏，实际上都是他来这里学画画，但是他当时遇到了法国的现代派的这个诗人，尤其是比利时的法语诗人威尔哈伦，我觉得到时候他是最早那批，我觉得在延安参加革命的这个诗人，知道了西方诗歌的这个这个技艺，然后回去以后仍然用于表达他的这种对保姆、大雁和这种感情，大爷和我的保姆，还有后来对参加革命等等。哎，所以我觉得艾青的诗歌我也非常喜欢。

对许多人来说，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地标，是一种情怀，甚至是精神的避难所，给人带来无限慰藉。而在荷兰，有这样一家中文书店，叫飞地，它为流离的人而设。飞地自称书店，也自称“飞地共和国”，在这里相遇的人，既是顾客也是公民，甚至可以拥有一本“飞地共和国护照”。读书会，讲座，沙龙，在飞地，离散的人得以重聚，继续用中文理解和思考我们身处的这段历史，这个世界，并且是以不设限的，自由的方式去构建属于中文社群的公共生活 。 作为飞地的创始人，张洁平在2022年于台北创建了第一家飞地书店，随后又在清迈和东京和荷兰海牙以及新西兰的奥克兰都创设了分店或快闪店。 在这之前，张洁平是香港资深媒体人，曾担任 《端传媒》总编辑、区块链社群平台《Matters》的创始人。因此最开始，她的初衷之一便是能够利用飞地的空间重新延续香港的精神，飞地在自我介绍中将这种精神概括为“开放、流动、包容”，意在重建公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美好而真实的联结。 除了张洁平，本期节目还邀请了荷兰飞地书店的店长徐进。他主要负责荷兰书店的日常运营。我们将与两位嘉宾一同聊聊，在欧洲开一家中文书店，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通过这间小小的书店，新一代的离散华人群体又将如何建构属于他们的共同体，并实践他们心中的公民社会？本次节目分为上下两期播出，这是上期。 RFI：去年荷兰飞地开业的时候，我正好在荷兰。那个时候店面不大，还是个快闪店，没想到飞地竟然能开到欧洲。 徐进：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开一家店。最开始是飞地的书店是快闪的形式，那个时候我们更多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想尝试一下。当然，飞地有它独特的样态，和传统书店不太一样，比如飞地公民，以及我们在这里举办了很多活动。不过当然现在很多传统书店也在尝试转型。对我们来说，做快闪店某种程度上也是给读者和来到这个空间的人的一种承诺，比如飞地公民 有一年的会员计划，考虑到这个，我们就想尽量做下去。更重要的是，飞地的读者们，或者说这里的所有参与者，他们和飞地的关系更多的是贡献的关系。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地方的投入和滋养，是飞地能开下去的关键。我们在开快闪店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个空间是很有意义的，是大家都需要的，所以才努力坚持开下去。 RFI：那当时为什么没有选巴黎或其他欧洲城市？荷兰有什么特别吸引你们的地方吗？ 徐进：的确，开店一年多以来，我也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选在荷兰？或者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但我想特别强调一点，荷兰的英语接受程度相对较高。对于华人群体来说，除了中文，英语是最广泛接受的语言。我也曾考虑过，也有很多人尝试过，在一个必须使用本国语言的环境里发展，比如德国、意大利、法国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挑战很大。这不仅是实践层面的困难，也影响到书籍的选择和发展。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英文书，但如果是在法国的话，就需要同时准备英文、法文和中文的书籍。对于一个刚起步、以华人背景为主的书店空间来说，这样的挑战还是挺大的。 RFI：洁平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张洁平：我觉得，首先，您刚才问飞地为什么会选在荷兰，或者这几个地方开店，其实飞地在各地开店，完全不是拿着一张世界地图，计划好要去哪个国家，根本不是这样。就像最初在台北开店，对我来说也是很偶然的经历。当时正值香港向台湾的移民潮，带来了对港版书和香港主题讨论的社群需求，所以我才开了那家店。但在开台北飞地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不仅是一家在台湾为香港人开的书店，更是一个在本地为异乡人服务的空间。这个“异乡人”的概念其实可以延展到很多地方，不只是局限于香港、台湾或者任何单一族群，它适用于很多地方，是我们如何看待移民与本地关系的一个视角。 基于这个经验，我在其他地方跟朋友聊天，或者公开演讲时都会提到这件事。所以，一方面，正如刚才同事提到的，选择地点有些巧合；另一方面，也能解释为什么飞地会先后出现在东京、清迈、荷兰，甚至最新的在新西兰。这些地方也是近年来疫情之后移民相对较多，新一波移民涌入的地方。当地的伙伴听到我在台北讲述“书店如何治愈我，启发我”的故事后，很多人受到了启发，想参与其中，甚至提出能不能在当地开一间飞地。我觉得这非常好，所以飞地的发展完全是一个有机生长的过程。 RFI：我记得最初看到关于飞地的一些报道和采访时，大家提到飞地，是说它是一家和香港有关的书店。而我那次在荷兰去你们书店的时候，也确实看到很多与香港相关的书籍，所以我很好奇，现在你们在荷兰的这家飞地，在选书的标准上，和其他几家店，比如在泰国清迈或台湾的飞地，有什么不同吗？ 徐进：我们的确有不同的阶段。比如你去年来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在快闪阶段。当时我们是在一位香港朋友的空间里，同时空间里也在做与香港相关的展览，所以当时我们的选书也以香港主题。现在我们在荷兰已经有了自己的实体空间，整体感觉更像是一家“普通但不普通的书店”。所谓“普通”，是说我们现在涵盖的书籍范围更广，以中文书为例，我们的选书涵盖了从古代历史到近现代史，再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议题。同时也包括更多全球性的内容。而“不普通”则是因为这些书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策划过的。针对不同地点，我们也会做出本地化的选择。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不同地区的飞地也各有侧重。比如清迈的飞地曾经推出过“泰国第一课”这一主题，新西兰那边在快闪店阶段则强调“海洋”和“岛屿”等在地文化。而在荷兰，我们也会关注一些与当地相关的主题，比如本地艺术家的作品等。所以除了书店本身涵盖的广泛主题外，每个地方的书店也都会结合自己的语境发展出一些独特的选书方向和特色。 RFI：其实在巴黎也有几家中文书店，感觉和在国内逛书店差不多，主要是畅销书、文学作品那一类。但我觉得飞地不一样的是，首先是有很多繁体字的书，很多是台湾、香港出版的，其次是你们选的书当中有不少思想史相关的内容，这点我觉得非常有特色。 张洁平：你刚提到的“思想史”，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一直在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究竟该如何回应我们自身的移民经验？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不论是“润”也好，还是主动选择移民也好，不论出发点是积极还是消极，移民潮都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而每一代移民潮，都会带来不同的经验和处境，我们这一代人也同样需要去回应这件事。当我说“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其实是指疫情之后这波新移民潮。这一波移民潮很特殊，因为它恰好遇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同时又遭遇了世界各地迅速崛起的右翼思潮和反移民情绪。我们书店所在的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曾出现过反移民的游行。 所以对我们来说，作为这波移民潮中的一部分，我们当然首先要面对的是现实的生存问题，比如签证、合法身份等等。但除了这些，我们更需要思考自己到底处于一个怎样的社会位置，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的处境，又要用什么方式与本地社会产生互动。而要做这些思考，我们其实非常需要“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可以来自前几代移民的经验，也可以来自更广阔的历史脉络，比如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华文世界与更大世界，尤其是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讨论都离不开思想的支持和沉淀。所以你提到的“思想史”的部分，其实正是我们在选书时候的一个“暗线”。 RFI：飞地在荷兰的话，哪些书卖的算是比较好的呢？ 徐进：至于卖得比较好的书，这就要说到我们的读者来到飞地的时候，其实是带着某种期待来到飞地。很多人是希望能在这里看到一些平时不太容易找到的书，或者一些比较冷门、独立出版的内容。尤其是很多在海外的朋友，包括艺术家，他们自己尝试做出版物，而我们其实在主要展台上摆放的，正是这些不一定有 ISBN 编号的出版物或自出版作品。 RFI：算是独立出版吧。 徐进：对，是独立出版。这类作品也是很多人对飞地的期待所在，他们希望在这里发现一些在主流渠道难以接触到的书籍。而这些书反过来也成为了飞地卖得比较好的品类。另外，还有一些关于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作品也很受欢迎。有时这些书也是所谓的“畅销但不主流”的书，比如何伟（Peter Hessler）的作品，一直卖得不错。这类书我们也经常会推荐给对中国还不太了解的本地朋友。当然，有些作品的热销也很有意思，我们有时很难界定那到底是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还是一种文化兴趣，比如像扶霞（Fuchsia Dunlop）写的关于中国食物的书，也很受欢迎。这类和饮食文化相关的书籍，尤其是从中国或者泛亚洲背景出发的，也常常卖得很好。 RFI：那我看到你们好像现在也开始做自己的独立出版了？ 徐进：嗯，我们现在正在策划一本自己的小志（zine）。不过这本更像是一个“共创”的项目，是从我们各地店铺收集到的读者留言和反馈出发，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和读者一起共创一本属于飞地和大家共同记忆的小型出版物。 RFI：那你们有没有计划以后签一些本地作者，去出版他们的作品？ 徐进：其实飞地在台湾确实设有“飞地出版”，过去也出过几本书，就是传统出版业的路径。 RFI：那对于在欧洲的读者，他们的群像跟其他地方的读者有什么不同？ 徐进：在荷兰，或者更具体地说，飞地所在的城市海牙，离莱顿很近，而莱顿大学在汉学方面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所以我们遇到的读者里，有不少是我们在开店之前没有想到的，比如一些并非中文背景、甚至非亚洲背景的本地人，但他们对中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甚至中文水平也很高。有时候我们书店...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和“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丛书的中文编辑索马里一起聊了聊为什么一个意大利作家能在中国收获如此巨大的成功，而且她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中国的出版业。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探讨中国的出版业在最近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在一个无法避免审查的环境下，它将如何满足读者的期待？ RFI ：接下来想和你聊聊中国的出版行业，感觉在国营的出版社之外，中国还有很多独立的、小众的的出版品牌，在社科、文学方面好像都做出了一些很有口碑的书。 从大概2016年开始，中国出现了许多成熟而又有活力的新兴出版品牌，整个出版生态变得比以前丰富多了。我常常跟朋友说，现在的中国出版市场，真的比过去20年“性感”太多了。不光是书的内容更丰富、选题更多样，而且我们和国外出版之间的“时差”也变得非常短。引进作品的速度非常快，读者的接受度也很高，可以说已经是一个高度“世界化”的阅读市场了。 我2019年曾经参加过法兰克福书展的 fellowship 项目。当时主办方让我们每个参与者介绍自己国家的出版行业。我还记得我特别自豪地分享了一个数据：中国是全球翻译书籍数量最多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语种来看，中国的翻译出版量都是最多的。 RFI ：除了外国文学外，最近几年好像在中国的出版市场本土文学也很火，尤其是一些本身不是作家出身的写作者，比如那本《我在北京送快递》，就是普通的快递员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成了书，卖得也很不错，市场上的反响很强烈，这个应该叫“素人文学”，想知道你对出版业这个现象怎么看？ 其实早在2000年代，也就是奥运前后，国内关于“底层研究”的讨论就已经比较活跃了。当时的研究者在学术层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研究主要是在学院体系内部展开的，文本产出也主要面向知识分子圈层，它和公众对于“底层”的真实认知之间，其实是存在裂缝的。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素人写作”，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或者像苏本编辑的《我的母亲做保洁》，我认为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的底层研究”。它们不再是用抽象的术语去概括或者代言某个群体，而是由这个群体中的个体，用自己的语言，直接讲述自己的生活。这种表达更具体、更生动，也更有力量。 我觉得这其实是出版市场良性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一种文化进步的体现。因为读者有机会接触到身边人的叙述，有机会透过作者的视角去观察、去感受。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至少他们掌握了素材，可以自己去观察社会，理解别人的叙述。我觉得这确实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志。 RFI ：之前我们聊过，你说出版业的这种变革和社交网站的兴起也有关系？ 2014年我从媒体进入出版行业的时候，正好是微信这种类似RSS的平台开始广泛使用的阶段。这种技术的出现，一下子改变了媒体和人、信息和人，或者说出版和人之间的关系。 以前我们作为媒体，是会被邀请去帮助出版社发布一些新书信息，做一些作者采访之类的。但2014年之后，我觉得整个行业的生态开始变得更加“民主”了。因为出版行业本身可以通过快速的内容产出和自身的营销手段，更直接、更迅速地触达读者。这是一种更成熟的过程。 技术的出现也让那些原本没办法通过传统手段与读者建立联系的内容，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比如说，有了微信之后，确实改变了我们对“自我叙事”的一种习惯。我们开始更多地从“我”的视角出发去表达。个体有了表达的需求，也更愿意在作品中去寻找可以共鸣、可以投射自我感受的东西。 RFI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出版行业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审查。我想你现在生活在国外，肯定和外国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问你，面对这种审查，怎么做出版？ 这个问题我在2019年参加书展项目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给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是何伟（Peter Hessler）写的《与我的审查者同行》。那是一篇非常好的非虚构报道。这篇文章可以帮助很多有类似疑虑的人，无论是不是中国人，更快地了解中国出版行业以及从业者到底是怎样的。这篇文章的英文标题是 Travel With My Censor。他的写作对象是张吉人。张吉人老师是《巡路中国》《江城》这些作品的编辑，也是我非常信赖的一位前辈。他现在还在上海译文工作，在纪实类出版方面已经做了超过一百本书。 我很想邀请大家去看一下张吉人主持的“上海译文纪实”系列。如果大家有兴趣稍微看一看这个系列的书，就能理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词是很贴切的，这跟“民主”是相关的。无论这个“民主”的状态处于什么程度，它确实是相关的。 我举一个例子：去年我们的工作单位和英国的《格兰塔》杂志（Granta）有合作，也以书的形式引进并出版了几个《格兰塔》的选辑。当时他们的现任主编托马斯·梅尼（Thomas Meaney）来中国，准备策划一期中国特刊。 托马斯是一个思想非常左的人。他来中国后受到了很多优待，很多人愿意接受他的采访，也有人为这个特刊贡献了文章。我记得他来上海的时候，我们也见过面。他告诉我他见了哪些人，还打算见哪些人。我当时真的觉得，这期特刊应该能呈现出一个特别精彩的中国文学图景。 但最后出版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让人很气、也很无奈的点：内容其实很好，但封面却用了一个红色的五角星。这个封面一出，国内很多人骂他“刻板印象”。我自己也没办法为这个封面辩护。你说你都已经来中国见了那么多优秀的影像艺术家、视觉艺术家，中国完全可以不用红色星星来作为符号的，对吧？中国文学也不需要被放置在这样的政治意象之中。 我当然不是在政治上说这个符号“应该”或“不应该”，只是觉得这种呈现方式好像变成了一种难以避免的“默认”。如果你不是用中文去阅读，而只是通过外媒了解中国，最终得到的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RFI ：也就是说对一个中文读者来说，其实还是能感受到，无论是外国作品的译介，还是说本土文学的兴起，好像都都有一种和当下这个“处处是审查”的环境完全相悖的活力，但是这一点可能需要是能够阅读中文的人才能感受到的。我明白了。你以前是媒体人，现在是出版人，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待出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如果你觉得在这个行业里仍然那么一群人在认真做事的话，真的能改变这个社会吗？或者说一个出版人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又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做一本书的时候，它跟做媒体是不一样的。做媒体的时候，你可能更希望尽快地切入当下，把一个话题放到舆论场中去，引发关注。而出版的周期至少是以“年”为单位的，有时候甚至需要两三年。那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无论是动作还是眼光，就不可能只聚焦于“现在”，你肯定是希望，这本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它，你相信它在两三年之后依然值得被读，依然能够在公共讨论中说出自己的声音，依然能够对某个问题、某个领域、某种门类、某种写作风格的接受和理解，起到推动作用。 我以前编过一本书，是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老社长温赛德写的，书名就叫《作家与出版人》。我也经常推荐这本书，它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作家与出版人书系”里的书之一。书中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出版人的价值纲领是“折中式的激进”。就是说，出版人不是去直接参与革命，也不是走上街头抗议，而是一种折中的、但同时又是激进的存在。 书里还有一句更完整、更打动我的话，他说：出版人的使命，是让公众接受他们原本不愿接受的价值。也就是说，出版人应该去推动那些“尚未被理解”的价值被逐渐理解，被看见。这种推动，不是居高临下的启蒙，但它确实是一种教育。 我想起我的同行们，不管是过去几十年中的中国出版人，还是现在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些人，他们所做出的努力，某种意义上确实都是一种“不能说出来的启蒙”。说大了也许不准确，但说小了，它确实是一种教育。 就像《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第四本里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说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不勒斯的人，莉拉，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自信？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她有一种让人羡慕的能力？就是因为她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她觉得，即使自己没有离开那不勒斯，世界也通过阅读来到了她面前。 这就像索尔·贝娄说的那句话：他的写作，是为了让世界来到他面前。 RFI ：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职业出版人，如果让你推荐一本中国当代作家的书译介到法国或欧洲，你会推荐哪一本？ 美国Rivendell出版社一直在做中国当代作家的引进工作，他们把作品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出版了陈春成和张悦然等非常优秀的作家。如果说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特别喜欢刘天昭的《无中生有》。我觉得天昭的这个《无中生有》是当之无愧的。

埃莱娜·费兰特究竟是谁？这位意大利作家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一个谜，甚至也无法确定他/她j的性别。尽管如此，作为世界最受赞誉的作家之一，他/她的作品却风靡全球，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尤其是那套“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丛书。这套丛书分为四本，第一本《我的天才女友》自出版以来，已在全球40多个国家累计销售超过1000万册，并被HBO改编为同名电视剧，一度成为收视冠军。《纽约时报》书评更是将这本书评为“21世纪100本最佳图书”之首。在法国，《我的天才女友》也连续多年成为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有媒体称“如果你还没读过费兰特，就好比你在1856年还没读过《包法利夫人》。” 那不勒斯四部曲以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工人阶级社区为背景，讲述了两个女孩的成长，而她们的成长是一个不断撕裂自己与不断逃离的过程：逃离贫穷与暴力，逃离家庭、逃离社会阶层，逃离男性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期待与偏见，最终收获了自由。 在中国，这套书同样引发了巨大反响，不仅打破了进口文学畅销书的销量纪录，更被誉为中国出版史上最畅销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 本期《中华世界》邀请到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中文版编辑，与我们一起探讨这套作品为什么在中国如此受欢迎？中国的书籍出版行业又是什么样的？本次节目分上下两期播出，这是上期。 RFI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 我是移居法国的 一 名原媒体从业者和出版编辑，我叫索马里，现在我生活在法国的布列塔尼雷恩。 RFI: 当时《那不勒斯四部曲》这套书在中国到底有多成功？ 这本书从2014年初第一本《我的天才女友》翻译成中文开始，到现在累计发行量应该有278万册。电子书的具体数据我没有统计，但肯定超过了百万。 中国市场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盗版数量无法被纳入统计数据里，但它确实是过去十年里比较现象级的一本引进类著作，至少在引进类作品中是如此。 《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后，过去十年里，无论是独立出版社还是国营出版社，都纷纷开始出版女性题材和女性小说，但都没有达到像《那不勒斯四部曲》那样的影响力。无论从量化还是非量化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一个很难被超越的存在。 RFI: 为什么这套书能在中国卖得这么好？ 费兰特代表了一种中国出版市场的状态，虽然不能说彻底改变了市场，但它确实像面包里加了一点酶，激发了整个市场。比如，它让我在二三十岁前感到焦虑，却找不到词语形容的生命体验，在这位意大利女作家身上找到了表达。再加上陈英老师非常优秀的翻译，这些体验才得以传达到我们面前。 它等于是把我们这代人——70后、80后、90后，在中国社会里经历的代际、阶层、知识的快速叠变全都涵盖了进来。尤其是加入了一个过去缺失的视角——女性自身成长的视角。所以，当宏观的社会变迁和个人的成长经历融合在一起时，对于我们这一代这群经历折叠、加速和错位的年轻人来说，很容易从这样的作品中找到强烈的投射和共鸣。 RFI: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这是一个意大利的故事，但在中国却特别受欢迎。 按照作者本人的讲述，他/她是一个1950年代出生的人。这套书在中国最主要的读者群体是80后和90后，也就是1980年到1995年出生的那批人，也就是我这一代。 我们没有经历过意大利战后的法西斯年代，没有经历过那种强势控制一切观念的宗教社会，但为什么我们会和意大利社会产生这样的共鸣呢？ 因为虽然社会文化不同，但我们自身也经历了快速变迁的社会。然而在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自己的阅读世界里，却找不到对应的描述。反而是二战之后那个激烈的意大利社会，与我们形成了一种很神奇的连接。 我记得2016年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时候，他们（国外出版社）就说第一本书已经卖了100万册了。但我相信，一个德国读者或者法国读者看到的费兰特，和中国读者看到的费兰特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两个社会在剧烈变化的程度、家庭结构、教育制度和性别方面，有很强的相似性。 RFI: 你觉得阅读《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中国读者主要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如果让你勾勒他们的肖像，会是怎样的？ 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有社会数据作为支撑。比如说中国大学扩招以后，像我一开始提到的，所谓“成熟的读者”其实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经历过大学培养的。其实正是大学扩招之后，加上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些年，促成了这样一个读者群体。 这个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之前其实没有被深入挖掘、细致满足。而《那不勒斯四部曲》出版后，大家突然意识到，原来有一个巨大的读者群体，他们的需求长期没有被满足。也就是说，这是一群受过完整教育，有自己清晰阅读眼光、阅读素养和阅读需求的读者群体。粗暴一点来说，就是一群女性读者。 RFI: 在这个庞大的女性读者群体被唤醒之前，中国的出版业是什么样的？ 在过去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占据畅销书榜单、媒体焦点和舆论中心的，大多是政治、经济类图书，或者说，是更偏向于男性视角、以“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为代表的出版内容。 在2014年之前，我刚刚进入出版行业。当时我做了一个入门研究，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关于出版行业的分析资料。那个时期，亚马逊对传统出版的冲击已经非常明显，所以《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媒体经常会发表关于新媒体如何重塑出版行业的深度报道。而在这些报道中，你会明显看到，提出观点、引领话题的几乎都是男性——也就是说，这个行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是由男性主导的。 甚至我们公司（我当时刚入行时所在的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套非常有代表性的“出版人书系”，这套书是我入行时的师傅彭伦老师策划的，到现在为止，这个系列中被赋予“出版人”身份的，依然全部是男性。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行业虽然有很多传奇人物、很多故事，但它本质上仍是一个带有强烈性别色彩的文化行业。它长期以来是由男性来定义和主导的。过去的出版行业，把“女性文学”或“女性题材”当作一种符号、一个市场点缀，用来让内容更丰富、市场不那么单一。但它并没有真正、客观地去传达女性书写的能量，也没有给予这类作品应有的位置和尊重。 RFI: 你自己作为这本书的编辑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在2016年之前，也就是说我在接手那不勒斯四部曲，成为费兰特作品中文版的责任编辑之前，我身上有一些东西始终被压抑着。更别提我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在中国先后担任过《GQ》的编辑，以及《彭博商业周刊》创刊时期的一个编辑。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在面对当时出版市场试图给我营销的各种材料，包括我在大学研究生时期被塑造、产生的那些问题，我始终觉得它们和我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距离。 因为关于那不勒斯，尤其是在国外，《我的天才女友》系列的成功，对我而言，一直觉得它像是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而不是说我个人在中国的过去的出版史上有多么重要。我依然是个小人物，幸运地遇到了这部作品。然后我想它对我的影响，以及它和我刚刚说的那一代人的关系，我觉得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隔阂，但你又必须去接受很多概念、很多流行的术语，以及很多批判中尖锐的姿态，这些东西在我和外界之间隔着很深的距离。 直到我遇到这部作品，成为它的编辑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你在小说里突然有了一个“我”，开始发声了。这个“我”，可能比我过去20年，或者当时看到的所有文学作品里的“我”，都更接近我自己。这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我觉得自己没有辜负这种体验。 因为我知道，当我和作品、费兰特的“我”这个写作者的第一叙述者产生如此深刻的共鸣时，不管是出于审美的道德，还是作为一个出版编辑的基本判断，这就是说，她如此打动我，我有责任把她推广给更多的人知道。 因为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她会影响很多很多中国女性，也包括后来许多中国男性，不管他们是不是作家，也不一定是写作的人。 因为好的作品，就有这样强烈的力量。这也许是出版工作相比媒体更有意思的地方。以前在媒体的时候，你写一篇稿子，可能只得到身边几个人的称赞，你就觉得不错了。但是出版行业需要的是那种真正打动更广大受众的成功，是你切切实实影响了大众。让我很欣慰的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畅销了十年之后，依然有源源不断、用心的读者加入进来。而且每年它仍然在许多社会议题和文学话题中，成为绕不过去的讨论枢纽。 现在它好像不仅仅是一个意大利文本，更成为了我们的中文文本。 以上就是本期中华世界。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讨中国的出版业在最近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在一个无法避免审查的环境下，它将如何满足读者的期待？感谢Julie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在上一期节目中，巴黎华语酷儿社群“飘飘”的创始人讲述了飘飘是如何建立的，以及飘飘如何通过“版画”等艺术工坊吸引和聚集同样对性别议题与身份政治感兴趣的华人移民，另外她还为大家科普了什么是酷儿。 作为后现代哲学的重要理论，酷儿理论认为一个人应该自己定义自己，而这个自我定义才是唯一合理的个人身份定义，尤其是针对性别的定义。简单来说，性别和身份都是一种社会建构，打破这些建构是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第一步。本期节目将继续探讨年轻一代的中国移民如何在法国推动性别平权，以及他们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和平等具体来说又是什么？我想再次重申，理解Z世代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未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就是了解世界未来的走向和社会未来的形态。 法广：法国的酷儿社群是不是不太一样？ 在这边的环境里，首先是酷儿这个东西被看见挺早的。所以我们经常戏谑地说酷儿都是一群被西化很严重的人。之前我在（法国）街上捡到一本八九十年代的书，上面有一些征友广告，就看到其中就有女生找女生、男生找男生，这在80、90年代还是挺早的。到现在，因为这边的政府也在有一定程度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文化环境相对来说宽松。但是酷儿群体始终还是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它可能更多代表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反主流的生活方式就挺小众的。 这边也有政府支持，还有一些社群和非盈利组织。每个组织关注的议题挺不一样的，有专门关注残疾人的，有专门关注移民的，不同国家的移民，就觉得（法国酷儿群体的内部）还挺丰富的。 法广：酷儿本身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群体。作为说中文的酷儿，似乎更小众，或者更边缘一些。 有这种感觉，就是边缘中的边缘。但是这种也赋予了我们一种力量，我们的故事是没有经验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创造的，这种感受也会带给人力量。 虽然我们是一个社群，但其实说到底还是志愿者个人的一些特质。所以我们社群有学服装设计的，他就会喜欢做Remake，然后做一些布艺相关的。像我自己对版画比较感兴趣的话，我就会做一些这种印刷出版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社群也是一个以志愿者为基础的社群，就是它的边界其实没有那么清晰。 法广：通过你讲的这些，我有一种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们社群的运作方式是自下而上，自发的，可以说是非常民主化的。比如你会这个，然后你可能就来主持一些这方面的活动，别人会那个就再主持一些其它方面的活动。还有就是，我也看到你们有时候办活动需要购买一些手工材料，然后你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一个文档，上面有非常详细的预算，每一分钱怎么花都能看到。 我们是想把这个社群做得比较的民主，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去中心。所以说想把财务公开，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钱财去哪里了。我们最近发现，比如上一次“K歌歌词改写”的工作坊，会在朋友家准备一些餐食，然后收取一定的活动费用。30%的费用跟活动费用基本上是持平的，所以说就想着干脆要不就参与者自己带一些食物，我们也不收门票了。然后在下一次活动当中实践了，这个就基本保持了一个收支平衡。所以如果我们不想去玩这个资本主义的游戏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我们钱也没花，然后钱也没收，但是大家能收获一些快乐，一些亲密的瞬间，我觉得还挺值得的。 法广：你是怎么想到建立这么一个小小的共同体的？ 我可能开始做社群是从环保的NGO开始的。对我来说环保这件事情变得重要是因为一次搬家，意识到个人的东西有这么多，有很多是不必要的。所以说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酷儿也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对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个反思。真正意识到这个事情可能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是到很晚才意识到自己双性恋的身份的。然后意识到之后就发现自己之前的整个成长叙事特别的不一样。有很多东西是之前没有意识到被灌输的。所以说由此开始觉得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 法广：好像在中国的社会生活里很少有人去做这样的事，这样的经验存在于你的成长过程中吗？ 确实在成长的环境当中，因为从小就在中国长大，不是很常见这样子的一个公开的社群。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熟人关系建立起来的社群。到法国后，最开始的时候，社群也是建立在几个朋友之间，然后慢慢在想着把它走向公开。公开的话它就会面临一些挑战，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熟悉，就不容易建立信任。但这样的话也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观点和碰撞，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让大家了解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存在，互相去包容、去理解。 法广：那你每次办完活动是不是都很有成就感？ 成就感不是每次都有，是起伏的。因为活动对于参与者的影响其实是有延时性的。不一定参与者能够真正地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活动没有达到我自己想要的目的就会比较失落。然后下一次又得重找到那个最开始激励我的点。我觉得这也是现在社群运营的一个难点，就是找到那个持续的动力。不过，就像我们的名字所说的“飘飘”，它可能一直都是这个起起伏伏的一个状态吧，所以说也不太奢求每一次都做到一个特别完美的状态。 法广：好像所谓的酷儿，就是这样的。 就是接纳一种不完美，它有可能存在。 法广：你刚才说有时候如果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目的会有点失落，那你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有一个词叫做“酷儿没有未来”。如果我们去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的话，可能这个想象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些价值观基础上。这个想象可能也是一些主流塑造的，所以说对于这个期待的话我不太清楚，可能就是期待一种很难被定义的，但是能够建立一些联系的一个状态。 但比较有挑战的地方可能在于那个动力源。我可能之前做活动都是因为对手工感兴趣，然后这些人我很喜欢，然后就开始做。做到一定程度总会有那种疲惫的时刻，下一次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激发自己的兴奋点，我觉得是一个目前的难点。可能还有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特别支持这个事情，可能有人会觉得社群本身容易陷入到一种集体主义。尤其是在法国环境里面，大家对保持个人文化上的独立还是很在意的，所以说有时候还会面临一些误解，但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法广：我很好奇社群平时怎么做决策，比如你们要决定一件事的话会怎么做？ 比如有一次在群里，我说我想做一个K歌活动，有没有人想一起来办？然后想跟我一起办的朋友立刻就跟我打了个电话，我当时还在公交车上，我们花了20分钟时间把这个活动流程、怎么办、谁要负责什么事情给商量好了，就这样很快的。场地也选用在对方的家里。所以说这种小社群有个好处，就是做这种事情效率还挺高的。如果我们要申请场地、要办一个很大的活动的话，它的周期可能就不会这么快。到现在飘飘最多的时候是一周能办两次活动，还是挺活跃的。 法广：来了法国以后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还是像这样交到喜欢的朋友，然后一直这样比较有动力的活着吧。 法广：那可以说你办这些活动的持续不断的动力都来源于这些吗？ 是的，是友谊（friendship）。 法广：简单描述一下你感受到的这种友谊呢？ 就是大家共享一些经历，愿意去倾听，比较包容，然后在困难时刻能够依靠的一种感觉。 其实我也挺期待有一些冲突发生的，因为酷儿性很大的地方也在于不要去惧怕冲突。冲突可能是一种机会，让互相能够听到声音。虽然这个冲突是挺有风险的，很多的社群内部的冲突也都是存在的。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有信心，如果真的能够足够包容的话，也许能够提供一些经验去解决这些冲突。 法广：假如有人也很渴望你所感受到的这种友谊，或者说对你的生命体验感兴趣，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社群可能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很容易找到的，有相同经验的人能够聚在一起。我觉得重要的就是可以自己开始这样的尝试，建立一个这样的社群。一开始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对朋友聚一聚，只是把这个事情消息发给你个较为公开的地方。如果面临不方便的平台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些线下的方式。 法广：所以最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去跟别人接触，对吗？ 对。 从和创始人的对谈中我们看到，对新一代的中国年轻移民来说，自由和公平绝不是两个空泛的词语，也不是向谁争取来的，而是需要自己去亲手建造的。而他们正通过自己的实践，在新的土地上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小共同体。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移居海外。尤其是2023年中国结束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重新开放边境后，上海和香港的移民数据曾一度大涨。2024年，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IOM）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显示，中国移民海外人数居全球第四。 和老一代移民不同，Z世代的中国年轻人背井离乡并非仅仅是为了财富，他们追求的是一个更加公平和自由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在性别议题方面。 理解Z世代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未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态，就是了解世界未来的走向和社会未来的形态。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年轻移民，她叫狂暴战士（为保护受访对象，此处为化名），是巴黎华语酷儿社群“飘飘”的创始人。酷儿理论是一种198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文化理论，也是后现代哲学解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聚焦性别和身份政治。法国更是与酷儿理论有深远的联系，以福柯为代表的法国思想家对性别和权力结构等议题的哲学探索为酷儿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性别和身份政治一直都是中国年轻人最关心的社会议题之一，飘飘通过社群自治的方式在巴黎定期举办艺术工坊等活动，并在网上声援在中国发生的，关于性别议题的热点事件，吸引和聚集同样关心性别议题的年轻华人，积极推动性别平权。 本次节目分为上下两期播出。 法广：你好，可以简单介绍一下飘飘吗？ “飘飘”是一个主要活跃在巴黎的华语酷儿和女性的自组织社群。我们是以艺术工作坊和出版物这种形式来集合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的生活在法国的华人。 “飘飘”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四川话，当时用于形容生活在四川的男同性恋。因为他们的生活有些离散，流失所也找不到相关的社群，就像一个野草一样飘在社会里面。现在这个词很适合用来形容一些像我们一样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我们的有些状态也跟那个时候的男同性恋挺像的。 但是飘飘主要做酷儿和女性相关的。 法广：能不能解释一下，什么叫“酷儿”？ 酷儿这个词源于一个英语词“Queer”，指的是一些很奇怪的人，非主流的人。为什么他们非主流呢？比如我的指派性别，就是我生下来的生理性别是男生，我喜欢男生，或者我是女生，我喜欢女生，就是我们普遍说的男同性恋、女同性恋。性别的概念是在逐渐发展的。所以说也包括一些泛性恋群体，就是他觉得这个性别对亲密关系不是很重要，或者是双性恋，还有比如无性恋。这个伞式名词，这个概括很多群体的名词一直在不断发展当中，所以酷儿这个定义其实也不是说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定义。 在一次版画活动当中，我们让大家探讨一下什么叫酷儿性。 有人说是“包容”。有人说是“不家庭”，就是跟主流的家庭叙事不一样。有人说是“看见”。还有说是“拼接”或者是“流变”。还有人说是“植物”。 每个人对这个酷儿的理解非常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恰恰是非常酷儿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永远不会被主流定义的事情。 法广：当时为什么想成立这个社群？ 社群的初衷其实就是想建立朋友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把社群定义为一个Friendship- based，也就是友谊为主导的一个社群。社群成员有学生，因为在海外群体中，留学生是一个挺大的一部分；也有一些是在这边建立自己稳定的生活，比如驻地的艺术家，可能长期旅居海外的，所以社群组成还挺不一样的。 法广：你们平时都会举办什么社群活动？ 我们的活动一开始是做放映相关的，比如有克里斯·马克的《美好的5月》（Le Joli Mai），选在了五月的第一个周。还有在市场上淘到阿涅丝·瓦尔达一张碟，我们就想着要不然在朋友家组织一场放映。这些都属于是外延性的活动，就是能够吸纳不太自信、对酷儿的概念不是很了解的人，但他们对电影感兴趣，所以就愿意去了解，然后愿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安全空间里面。 还有另外一类活动是手工的，比如有版画，有自然拓片，然后有手工作坊。 这些活动是建立联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大家有事情做。在一个空间里面我们一起做一些动手的事情，能够让这个氛围放松下来，然后互相建立信任。因为酷儿议题跟自己相关性很大，如何保持一个放松的状态其实很重要。 法广：好像你们的活动大部分都是和艺术相关的？ 和艺术相关的一些活动是为上街 游行，比如Pride这样的活动（LGBTQ+的骄傲游行），（为了给我们的社群）增加可见性做准备的。当时我们想着是可以在上街的时候提高关注度。比如标语工作坊，是我们和巴黎的其他几个社群一起做的一个联合活动，做一些标语牌子。这些都属于有一些实用目的。 还有一些是做出版物，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打印机也可以做一些信息传播的小的zine，也叫小志，是一种小型的出版物。通过这种方式知道自己可以有这种表达方式，所以就是介绍一些简易的艺术方式给大家。 法广：看到你们做过很多次版画的活动，能介绍一下什么是版画吗？ 版画其实现在看来，有点像一个挺老的复制性的手工传播媒介。以前可能拿来印书或者做一些海报。在亚洲语境里面，在“五四运动”时，鲁迅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会以版画这种方式来进宣传，因为版画用图像，所以表达起来很有力量。现在我们有了数字印刷媒介，很多书籍不再用版画形式去做。但它仍然是一种非常触手可及的可以传播知识的方式，并且它的美学语言也很有力量。 之前我在学院里、学术体系里做版画的时候，不会做像现在我们做的这种凸版画。更多大家是喜欢版画带来的这种媒介的质感。离开学校之后我发现这种媒介可以变成一个互相赠送、互相建立沟通的像一件礼物一样。正是因为它复制性，我们可以经常进行这样的交流，互相赠送。所以说它这个媒介跟画还挺不一样，画送出去就没了，版画还可以无限复制。 法广：那ZINE小志呢？ 小志的方式是因为它更纸质化，它可以拿在手中。有时可以突破一些限制，因为这种拿在手中的东西很直观，可以是类似一张名片一样给到不了解这个社群的人。 法广：但我其实最初发现你们的社群是在社交媒体上 社交媒体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我们会将每次活动争取做一个回顾，有点像一个工具包一样跟世界其他的社群分享。社群的一个目的就在于建立联系。法国这边的社群，比如女同性恋群体，他们可能有自己的圈子。每个群体的关注点不是特别一样，像我们可能更注重一些实践，也有一些做理论方向的群体，也有一些交集的，比如做版画的群体，也有一些无政府的群体或者关注巴勒斯坦的群体。大家关注的议题虽然不一样，但有些精神还是相通的。但是圈子之间互相不认识，挺分散的，就需要一个这样子类似于半公开的平台（社交网站），让大家互相认识，然后知道还有很多人共享你的生命经验。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挺重要的。 法广：为什么能用这些方式表达自己是重要的？ 因为酷儿群体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我们需要说出一套不同于主流叙事的叙述。如何表达自己、选取自己擅长的或者用的顺手的一种方式、一种叙事，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很害怕作为创造者这个身份。我觉得社群有一个目的也是在让大家发现创作和表达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 本次节目分为上下两期播出，这是上期，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飘飘的创始人更为深入地探讨年轻一代的中国移民在法国推动性别平权的故事。

坐落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旁的让-弗朗索瓦·卡佐画廊，汇集了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从雷诺阿到马松、布拉克、毕加索，甚至凯撒和贾科梅蒂。画廊经营的唯一原则是，每件作品都必须独一无二，品质必须超越市场瞬息万变的欲望。目前，在今年的亚洲艺术之春活动的框架下，画廊汇集了法国当代艺术中最为著名的三位华裔艺术大师唐海文、赵无极和朱德群的水墨作品，展示给观众，展览为期一个月，直到七月下旬结束。在展览开幕前，画廊负责人之一，戴安娜·杜兰内斯库女士向媒体介绍了这次画展。 她表示：“欢迎来到巴黎让·弗朗索瓦·卡佐画廊（ Galerie Jean-François Cazaux ），这次的展览是本届亚洲之春艺术的活动之一。这个活动汇集了巴黎亚洲艺术画廊。本画廊的展览以二战后巴黎画派的三位华裔艺术家为主题。本次展览的中心艺术家当然是唐海文，他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水墨大师之一，去年法国国家亚洲艺术馆——吉美博物馆为他举办了个人回顾展。事实上，这是吉美博物馆为他举办的第二次回顾展，第一次是在 2005 年。当然，还有一些观众可能更为熟知的名字，那就是赵无极和朱德群。在去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期间，由西尼基金会举办的朱德群艺术回顾展“朦胧的银河”大放光彩。 这次展览的目的是想呈现二十世纪水墨画创作的三种独特方式，尤其是通过抒情抽象的棱镜，使用的三种不同方式来重新诠释中国绘画传统。因此，我们选择了二战后时期的作品，创作时间的跨度从1961年，也就是抒情抽象的黄金时期开始，直至1999年。我们试图呈现三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三种独特的造型语言。 首先从唐海文开始，主要选取了他从20世纪60年代到1975年的作品，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画家的创作回归了中国水墨画的传统，。可以看到他在水墨画创作方法上的多样性，尤其可以通过大幅双联画作品，这是艺术家一生中最喜欢的、也是他大量运用的创作形式。 而同时展出的另外两位艺术家，朱德群和赵无极则都是，在他们的艺术生涯后期，回归水墨画的。 在1980年代后期的作品中，赵无极的创作对他本人和观众更具冥想性，这确实是他的绘画理念的一部分，通过水墨重新创作自己的抽象作品。因此，他的作品中有一些非常抒情的，与他的朋友——二十世纪艺术巨匠之一米罗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回唐海文，我们画廊从2021年开始关注他的作品，这次展出的作品真正体现了他回归1960年代水墨画的特质。此外，还展出了一件他在1967年创作的作品。在这副作品种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从一个颇具水墨画传统的角度出发，并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创作出真正融入中国传统的画作，尤其是清代。唐海文深受石涛绘画的影响，并且终其一生都在寻求艺术的完全自由。因此，这幅画作极具姿态性，真正体现了道家绘画的视角，手和笔与精神直接相连，是真正的道家画作。 此外，唐海文一生从未追求名利和迎合市场。尽管20世纪80年代，英国牛津的阿什莫林博物馆在他生前曾为他举办过一次回顾展，但他对此从来都不感兴趣。唐海文是一位在当今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尤其获得了众多美术机构的认可。他的作品被许多重要的公共收藏机构收藏，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收藏机构——法国的吉美博物馆，馆内收藏了这位艺术家超过 400 件的作品和档案文件。不幸的是，唐海文（1927-1991年）去世时还很年轻。1991 年唐海文去世后，吉美博物馆还为他举办了一系列回顾展。回顾展曾在摩纳哥博物馆、台湾台北市立美术馆，当然在吉美博物馆展出了两次，还有布达佩斯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展出。 赵无极就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了。最重要的是， 2018 年在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巨型的大型回顾展让法国观众认识了他，随后，他的基金会像向巴黎市政府捐赠了一大批艺术家的作品，赵无极被公认为中国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此外，香港的“M+博物馆”正在筹备举办亚洲首个赵无极平面作品大型回顾展。香港现代艺术博物馆也曾举办过赵无极的作品展览。 朱德群是三位艺术家中抵达巴黎最晚的艺术家。如果说赵无极和唐吉文都是在1948年就到了巴黎，朱德群则是在1955年才抵达法国。他乘船到达马赛，然后步老同学赵无极的后尘前往巴黎。赵无极和朱德群都是曾在杭州的美院学习。朱德群确实是这三位艺术家中最抽象的一位，因为他是唯一一位真正拥有抽象画家称号的艺术家。事实上，在中国传统中，抽象并不存在。所以，和抽象表现主义画派的领军人物尼古拉斯·德·斯塔埃尔的相遇对他影响深远。1955年，朱德群抵达巴黎时，这位俄裔法国艺术家正在巴黎举办他生前的最后一次展览。朱德群在巴黎创作的作品中，如一幅在1961年创作的的水粉水彩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塔埃尔的痕迹，无论是大面积的平面色块，还是充满活力、略带紧张感的对角线。所以，这幅画实际上是中国传统与抒情抽象的融合。 刚刚谈到唐海文很是特别，既然他对画廊、卖画从都不感兴趣，那他是如何维持自己的艺术创作的呢？是否有一些奇闻轶事呢？ 画廊负责人介绍说：唐海文是一位真正的道家，他根本不追求名利。因此他一生都在修炼他的艺术，不仅在巴黎，他还去了很多地方，尤其是印度和旧金山。此外，他经常创作双联画的原因之一是这样更便于他的随身携带自己的作品。他确实还是巴黎艺术波西米亚的一部分。他到法国不久就结识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朋友，尤其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和画家巴尔蒂斯以及法国的多位博物馆的馆长都是朋友，尤其是吉美博物馆的首席策展人让-保罗·德罗什·德罗什。但绘画市场对他来说根本不值一提。所以，当20世纪最大的艺术收藏家之一，尤其收藏战后超现实主义作品的收藏家多米尼克·德·梅尼尔，来巴黎时，这位祖籍法国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的收藏家特意要去唐海文的工作室见他。在参观完工作室后，她购买了唐海文的两幅作品，现在这两幅作品现在仍收藏在休斯顿的梅尼尔博物馆里。但此后，唐海文从未保持这段关系。甚至在台湾美术馆举办大型巴黎中国画展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1986年。在组办展览时，展览的画册中，唐海文被列为代表战后巴黎画派的三位中国画家之一。展览向联系唐海文希望他出借自己的作品。而唐海文自己确去了旧金山陆星。所以，他永远没有回应台北美术馆馆长的信件。对唐海文来说，出去旅行真的很重要。事实上，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创作自由。所以艺术对他来说是一种必需品。但唐海文并不寻求商业或艺术上的认可。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后，他的作品才引起艺术市场的巨大兴趣。

今年法国戛纳电影节刚刚落下帷幕，每年的影节不仅是电影工业界人士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影节周边相关的多个行业展示自己的机会，其中，就包括服饰、美妆等奢侈品行业。 在服饰行业中，尤以各家高定礼服时装屋最为显眼，这是因为，影节期间每天的数次的影片放映前，都举行走红毯的仪式，无论是影片团队中的女性，还是电影发烧友在走红毯是都需要盛装打扮。 有一些普通观众，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也借影节的机会，身着各式各样的礼服前往戛纳电影宫，蹭一蹭红毯，亲历一下万众瞩目的瞬间。如果外形靓丽，被星探发现，进入演艺圈也是一种捷径。所以在影节期间，戛纳街头身着不同风格礼服的女性随处可见，而且她们也很乐意，被镜头捕捉，很配合专业的摄影师，甚至只是拿着手机的街头素人，摆拍的时候有人笑颜如花，有人高冷如山巅白雪，抑或是来个鬼脸，抓马搞笑。 娱乐圈的知名艺人如果走红毯，首选的礼服自然是高定礼服，选择的合作对象经常是著名的时装屋和化妆品牌，而这些服饰美妆品牌每年也在影节期间专门派遣团队前往戛纳，提高从礼服、首饰、配饰、美妆、美发一条龙服务，为艺人打造不同风格的最美形象，向与会的媒体展示女性的优雅、力量和多面风采。 在巴黎创立自己品牌的华人高定时装设计师的刘力司先生，今年再次携带多件自己的高定时装作品前往戛纳。往年，他的作品已经多次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传作走上影节的红毯。今年的影节，他和已经合作多年的中国化妆行业著名的化妆造型师君君老师一起，为包括时尚博主、模特、演艺界明星在内的各界女性提供造型美妆，让她们在戛纳电影宫的红毯上，向镜头展示各自的美丽和魅力。 在影节期间的一次时装展示活动中，我有幸采访参加此次活动的、身穿刘力司高定礼服的摩洛哥小姐索尼娅·曼苏尔。她是2023年的摩洛哥小姐，并代表摩洛哥参加的世界小姐的选美比赛。 法广：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吗？ 索尼娅·曼苏尔：当然。首先，我很高兴。这是第一次来戛纳影节。我是摩洛哥世界小姐索尼娅·曼苏尔，去年我参加了世界小姐选美比赛。这项大型选美比赛汇集了120多个国家的佳丽。 法广：这是你第一次和刘力司合作吗？ 索尼娅·曼苏尔：不，我们之前就合作过。其实是在世界小姐选美比赛期间，我发现了他所有的作品，我觉得他非常专业，而且作品非常注重细节。我发现了他身上的这种灵感，我认为这非常适合世界小姐。我还记得那些礼服在世界小姐比赛中大受欢迎，很多人都喜欢，它们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的首席执行官，他非常喜欢一件白色的礼服，礼服上点缀的小型花朵美极了。 法广：今天是你们第二次合作吗？ 索尼娅·曼苏尔：今天吗？我都不数了。但能够一起经历这段冒险是很棒的。准确地说，他的设计、他所做的一切，都给了我灵感，，因为我非常看重他在服装和创作中所展现的风格，这些风格与女性的柔美气质和所有美感完美契合。 来自中国四川省的刘力司，在2011年来法国巴黎留学，14年学成之后，留在巴黎发展，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定时装品牌，并在巴黎时装周推出了自己的时装秀，获得法国业内人士的好评，很快站稳了脚跟。在时装展演的空隙间，他回答了我的提问： 法广：这 是 你 第几次 来 戛纳 电影节 了？. 刘力司：差不多， 这 是 我 第十 几次 来 电影节。. 法广：这次有什么感觉不一样吗？ 刘力司：前几年呢？都很兴奋。然后这几年，因为纽约电影节就像跟平常一样嘛，因为经常在这儿工作，我每年 都有自己红毯， 然后也有自己的艺人，然后有的时候也有做自己的熟人，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小的活动， 所以说我觉得像家一样。 法广：今年你带了哪些作品过来啊？ 刘力司：我今年的话大概带了 6、6到7套作品，在红毯上面， 包括有三个作品是在时尚芭莎中国慈善晚宴， 然后分别的话是……比如说有法国小姐、 摩洛哥世界小姐， 还有…… 还有巴西的一两个很有名的艺人， 以及意大利的女明星。 法广：穿你的作品走红毯是吧？ 刘力司：对。 法广：感觉如何呢？ 刘力司：其实感觉还好，因为去年的话， 其实我的红毯也蛮多的。 法广：那明星穿的你的这个高定作品走红毯之后，对你的事业的帮助是怎么样的呢？ 刘力司：其实因为我本身就做高定嘛， 其实高定的主要客户群体是明星、政商， 其实明星穿衣服之后，其实可以更多的展示给一些未来的潜在客户，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艺人、或者是造型师。 可以看到，对于我们 做设计来说， 其实你的作品能被别人认可， 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奖励了。 法广：你现在在做创作的话，你的灵感主要来自哪里啊？ 刘力司：其实我的灵感来源于很多地方， 比如说自然， 然后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就是来自一些电影故事片， 其实最主要的是我喜欢看动物世界。 法广：真的？动物世界里面的是动物还是植物，更让你有灵感？ 刘力司：我更喜欢小动物。 法广：那是动物，是它的形态还是它的这个颜色激发了你的灵感呢？ 刘力司：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看的就是表面的，就只是颜色、形状呀， 或者是漂不漂亮， 这是最基础， 但到 后面就会发现有些小动物不一样。 比如说……比如说这几年，我特别喜欢雪豹， 然后我就希望将雪豹作为一个灵感来做一个、小的、一个系列。 雪豹对我来说， 它…第一就是它的坚韧不拔的意志。 因为…其实，在那么高海拔里面，寸草不生的地方，能活得下去，这已经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了。 法广：那今天，刚才看到的是这个摩洛哥世界小姐穿的一件粉颜色的裙子，高定礼服， 那这条裙子你能不能 介绍一下？. 刘力司：这个裙子是我 2018年的走秀款，这条裙子当时灵感来源于是…来自于花卉， 因为它整体的、形状的话，就像一朵花一样，就是百合花， 然后它后面（裙裾点缀）了一些水钻跟小羽毛，水钻其实相当于 是雨后（的水滴），雨后给人的一种生机...... 法广：生机， 然后是欣欣向荣， 粉颜色的很治愈系。 刘力司：很春天。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经济都不好嘛，然后穿上这样的衣服，至少让你的心情愉悦啊，心情 愉悦之后，就有动力去做别的很多的事情。 法广：好， 谢谢你， 刘力司：谢谢。

美中这两大全球经济强国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关键的经贸高层会谈，双方宣布达成一项为期90天的“休战”协议，决定大幅下调彼此间的高额关税。此次谈判被视为自特朗普政府启动贸易战以来最重要的缓和信号，市场反应积极，全球经济暂时松了一口气。 目前就如同美国华尔街日报所分析的那样，对美中贸易关系来说，曾经不堪设想的局面已变为如今最理想的境况。 去年竞选总统时，特朗普曾承诺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当时，许多投资者和分析师认为这一税率水平根本不可能。随后，开启新一个总统任期不到三个月，特朗普对中国商品征收的进口关税达145%，远远超出他自己设定的目标。随着北京方面对美国产品征收125%的报复性关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直接贸易骤降。 现在，于周一宣布的贸易休战将使特朗普对中国加征的关税降至30%。当然，由于先前已存在的关税，许多中国产品仍将面临远高于这一水平的关税。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计算，该协议生效后，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总水平将在40%至50%之间——接近特朗普曾承诺的水平。 现在贸易可以恢复正常，两国政府有三个月的时间来达成协议，全球市场为之欢呼，而在不久前，这似乎还是最糟糕的局面。 我们特别注意的是，5月12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接受CNBC《Squawk Box》专访，详细阐述了近期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双方达成的90天关税暂停协议的意义，以及美国对未来中美经济关系的战略思考。贝森特在采访中多次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全面经济脱钩，而是希望在战略关键领域实现有限且有针对性的“脱钩”，以保障国家安全和供应链韧性。 本次节目梳理贝森特在访谈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如下： 谈判背景与90天关税暂停的意义 贝森特指出，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领导人--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保持着一种“尊重且坦诚的伙伴关系”，双方在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共同利益和解决分歧的途径。 此次谈判的核心成果是双方同意暂停大部分关税90天，期间美国将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从最高145%降至30%，中国则将对美商品关税从125%降至10%67。贝森特强调，这一“90天暂停”不仅是对之前关税升级的缓冲，更是建立了一个“机制”，旨在防止未来关税的无序攀升，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恶化。 他形象地描述这次谈判过程为“尊重而坚定”，双方提出了各自希望解决的问题清单，并取得了“显著进展”。这表明，尽管存在分歧，但双方都认识到通过对话和谈判缓解紧张局势的重要性。 关于“脱钩”：有限的战略调整而非全面断裂 贝森特明确表示：“我们不想与中国进行全面脱钩”（We do not want a generalized decoupling from China）。他解释说，美国希望的是“有针对性的脱钩”，特别是在战略关键领域，以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和国家安全保障。 他指出，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虽然高效的供应链有利于经济，但并不一定具备足够的弹性和安全性。因此，美国希望通过调整供应链结构，减少对某些关键物资和技术的过度依赖，确保在危机时刻能够保持自主和安全。 贝森特的这一表述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的微妙平衡：既要维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避免因全面脱钩带来的巨大成本和市场震荡；又要针对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实施有限且精准的供应链调整。 关于中国“双循环”战略的看法 贝森特谈及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即中国既要推动出口，也要加强国内市场的消费和利用。他指出，这一战略不能被解读为中国过度生产仅供国内消费，然后将剩余产品廉价出口到全球市场。 他进一步指出，由于美国此前实施的高关税，实际上形成了某种“禁运”，迫使中国的产品转向其他市场，这些产品往往以折扣价进入其他国家，影响当地制造业和市场竞争环境。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不仅影响两国，也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波动。 开放中国市场与消除非关税壁垒 贝森特强调，美国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公平开放中国市场”，让美国企业能够在中国获得更好的商业机会。这不仅涉及关税问题，更重要的是减少中国对美企业的不公平非关税壁垒，例如技术转让要求、市场准入限制等。 他表示，这将是未来谈判的重点内容之一，美国希望通过谈判推动中国在这些领域做出实质性改革，从而实现双边贸易的更加公平和互惠。 未来谈判展望与持续对话机制 贝森特透露，他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再次与中国代表会面，继续推进更大范围的协议谈判。此次90天的关税暂停为双方提供了宝贵的缓冲期和谈判窗口，但双方都清楚，根本性的结构性分歧仍需长期努力解决。 他提到，双方已经建立了一个“日内瓦机制”，这是一个定期磋商和评估贸易关系的制度化渠道，有助于防止贸易摩擦的再次升级6。这一机制的建立被视为中美关系中一个积极的制度创新，有助于稳定双边经贸关系。 对中美关系的整体评价 贝森特将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形容为“伙伴关系”，两人虽然各自坚定维护本国利益，但也保持着相互尊重和务实合作的态度。他认为，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必须在竞争中寻求合作，避免陷入零和博弈。 美国财长强调，贸易战和关税升级对双方经济均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压力，因此通过谈判实现缓和符合双方利益。 总而言之，在CNBC《Squawk Box》节目中，贝森特展现了美国政府对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的理性和务实态度：他一系列的表态反映了美国在面对复杂中美关系时，试图在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高层面对未来的谈判，或许也可从中找出立足点。 这次美、中双边迅速达成协议，确实让人跌破眼镜，毕竟现在各国轮流和美国谈判，日本去谈了三轮都还没有结果，美、中却能一次就搞定。为什么这么快呢？美国智库（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的中国专家（Craig Singleton）就认为，这代表双方在经济上面临到的困境，远比他们对外声称的都要大。贝森特也坦言，这段时间美中关税战已经相当于“禁运”，但美中双边都不想见到这个状况，因为大家都想要做生意，也不希望完全经济脱钩。 其实，最近美国零售业者不断警告，美中贸易战如果再继续打下去，民生物资将会匮乏，被认为是特朗普低头的一个因素，毕竟上次美国出现商品短缺是因为疫情，当时物价飙升就让民众超不满，而这次很明显就是因为美中关税战，或许就是顾虑民意，才让特朗普转念。但也有物流业者（Michael Starr）指出，就算现在加快出货，但物流不可能马上回到尖峰时期，甚至可能出现港口壅塞的情况。中国也传出，有专做美国贸易的产线，因为货销不出去，贸易陷入停滞，甚至不得不裁员。这或许都是双边决定各退一步的理由。 另据一名知情的韩国官员称，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与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继日内瓦后5月15日在济州岛会谈。但双方具体谈到的细节，截稿前尚未公布。

2023年4月28日在Netflix首播的《人选之人—造浪者》被视为是首部专门于台湾政治题材影集，聚焦总统大选幕僚团队的日常与政治攻防，首周即冲进台湾Netflix前三名，并在社群媒体引发热烈讨论。因此，本集节目邀请到在法国研究电影与政治的关联的台湾青年学者林其宏，从这部影集来看台湾当下的政治、选举文化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大罢免运动。 《人选之人—造浪者》的剧情围绕着主角李建良（由李国毅饰演）这位年轻的政治幕僚，担任着一位民意代表的选举顾问。随着故事的发展，李建良被卷入了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他必须在道德与现实、理想与妥协之间找到自己的立足点。随着剧情的推进，李建良发现了台湾政治中的暗流与阴谋，政治人物不仅要面对选民的选择，还需要应对各种媒体与公关操作，从而构筑出自己的政治舞台。 剧中的“造浪者”指的并非仅是单纯的选举操控者，还是那些能够塑造民意、制造话题、操控舆论的人物。剧情不仅涉及选举策略，也深入探讨了台湾选举中的各种操作手段，如媒体战、形象塑造、公共关系以及背后的政治算计。 《人选之人－造浪者》在台湾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一个最具冲击力的部分是该剧对媒体的深刻探讨。在台湾，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政治人物往往依赖媒体塑造自己的形象或进行攻击对手的操作。剧中描述的媒体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其实正是对当前台湾媒体操作与政治交织现象的一种隐喻。该剧让观众反思，是否在某些情况下，媒体已经不仅仅是报导事实，而成为了操控民意的工具。 虽然剧情聚焦于台湾的政治，但它也反映了台湾政治的多元性与现实挑战。在台湾，政党间的角力不仅是思想的对抗，还涉及到利益的分配、权力的争夺，以及每次选举背后的阴谋与策略。 在本次中华世界中，我们邀请到在法国研究电影与政治的关联的台湾青年学者林其宏，从这部影集来看台湾当下的政治、选举文化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大罢免运动。 网络媒体与政治文化的转变 法广：回头来看，2023年播出的《人选之人》，你觉得是台湾的选举特殊文化造就了这样的影集，还是这部影集对台湾政治选举带来了新的启发？台湾的选举文化是否越来越戏剧化？ 林其宏：其实我意识到台湾选举文化开始改变是在2013-2014年那个时期，当黄国昌和柯文哲等人开始利用新媒体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通过传统电视台辩论。当他们选择社群媒体作为沟通渠道时，台湾的政治文化就开始转变了。 但没人预料到会走到如此极端。经常有人用"网红化"来批评某些官员只会拍影片而不做实事，但可能没想到为了选票，政治人物不得不向这种趋势妥协。 《人选之人》确实捕捉到了这些变化。编剧和导演进行了长久的田野调查，将这些变化写入剧本。有趣的是，政治敏锐度较低的政治人物在看完这个影集后也可能受到影响，开始学习剧中技巧并应用到现实生活中。 政客网红化与网红政客化 法广：对于台湾政治人物网红化或网红人物政治化，你有什么看法？ 林其宏：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哪个平台，其主要功能都是一个沟通管道。有很多评论认为政治人物网红化不利于观点的深化，但也有网红走相反路线，放弃快速的短视频文化，选择做三四十分钟甚至更长的内容来深入讲述故事。 我认为这有其两面性，不是纯然负面的事物。平台本身是工具，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如何理解它。 如今媒体素养比任何时候都重要，但这需要长时间培养。即使到今天，我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站在正确的一方，有时也会误判或误信。 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下，最令我担忧的是我们越来越难以倾听自己不喜欢的声音，不仅是看到对方的表达，还包括努力听完他们的完整论述。当我们情绪激动时，判断往往会失真。 政治人物与网络声量 法广：其实，政治人物网红化或网红人物参与政治潮流，都是为了博取声量和舆论影响力。国际上最明显的及最会玩的人物，大概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来谈到台湾大罢免运动，现在已进入第二阶段，你对这次大罢免运动的关注点是什么？ 林其宏：我无法预测最终走向，但结合《人选之人》，我最初关注的是年初各种团体酝酿大罢免时的网络动员状况。许多粉丝专页和社群媒体尝试复制网络串联过程，制作了各种内容。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农历新年期间，有粉丝专页以《后宫甄嬛传》为题材，搜集剧中出现"罢之"或"罢了"等字句的片段，然后制作出迷因附上各种罢免资讯，希望借由大家对《甄嬛传》的喜爱来增加对大罢免活动的关注。 但我并未看到明确的效果数据，无法完全评估其实际成效。由于正好在准备《人选之人》相关分析，我当时最注意的是网络动员状况。 罢免运动中的网络动员 法广：你认为绿营的动员更成功，还是蓝营的表述比较有说服力？ 林其宏：并非一直都是绿营成功。有民间罢团会写很长的论述，说明为什么要罢免。但对许多网民来说，这些内容可能过于冗长。 这不是说长篇论述没有存在必要，它确实重要。但考虑到网民的阅读习惯，很多人可能没有耐心全部看完，只看前面一段就开始自行解读，导致理解偏向不同方向。因此初期效果有待商榷。 随着时间推移，加上许多不同事件出现，包括蓝营立委频频失言和一些争议行动，人们通常会选择最糟糕的画面来攻击对手。这些因素加上前期积累的论述，开始逐渐动摇民意。再加上时间的紧迫性，促使大家必须快速做决定。 双方攻防并非始终保持一方优势，但相较于绿营，蓝银阵营有一个先天劣势：一旦罢免气势被动员起来，他们只能被动承受。 这时被罢免者需要反思：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满？从声量角度考虑——选票是声量，注意力是声量，动力也是声量——你必须思考为何有这么多声量在反对你。是否应该改变你的论述、做法和在国会的行动？ 确实，《人选之人－造浪者》对台湾大罢免运动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在媒体操作、选举策略、政治人物形象塑造和选民情感管理方面。它让观众看到，选举及罢免并不仅仅是政策和承诺的问题，还是形象管理、媒体操作和权力斗争的综合体。随着台湾政治环境的发展，这些剧中的启示将继续影响人们对政治人物的选择与信任。

旅法女作家关键女士的法文新作《我的天是完整的天》最近在巴黎出版，为了向读者介绍这本书，日前在巴黎六区的F360空间书店举行了签书会。在活动开始前，本土有幸采访了关女士。

在世界碳排放量高居不下，碳中和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在加速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氢能就是一种二次清洁能源，它是通过氢和氧进行化学反应释放出的化学能，被誉为“21世纪终级能源”，所以在科研领域对它的研究已经成为优先事项。三月初，法国巴黎北郊会展中心举行的国际复合材料展会(JEC World)上，台湾金属研发中心（MIRDC）和法国工业研究机构——机械工业技术中心（CITEM）就氢能领域的研发项目，在展会开幕当天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借展会之机，本台采访了台湾金属研发中心的执行长赖永祥先生。 赖先生首先介绍了台湾金属中心和复合材料展会多年来的渊源。他说：“我们来参加这个展，我们的同仁来，其实已经好多次了。就像前年，我的副执行长也来到这里，带领我们的团队来看这个展， 看对我们有关复合材料应用的部分， 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来做合作。那其实去年我们同仁也到JEW的这边 来 跟他谈未来的一些合作。 那 我 就 我们的这些议题来讲， CITEM我们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 那 我们希望说在未来台湾这边有关于能源的议题， 尤其是在氢能的部分，能够跟国际间有更多的合作。 赖先生表示：法国其实在欧洲...... 它在制造业， 尤其在软体等相关的部分都是一些引领的国家， 所以这几年我们也很积极跟法国这边来做接触。 例如我去年其实也到这边来，做跟针对金属热处理部分的真空制成。 我们也签署一些合作。 今年到这个复合材料展来，我们最主要就是针对于氢能这一块的合作， 尤其是在与CITEM的这个部分是今天最主要的合作项目。 那这些合作项目来讲， 大概可以分成两块， 第一个是在有关于这种碳纤的这个储（存）能（源）这一部分技术的发展，那这个第一个部分最主要就是说怎么样在碳纤维的一个焊接的技术里面， 把氢能能够储存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在台湾目前来讲，都还是有内胆的——所谓的第三型金属材料， 然后外面再包覆碳纤维的这个部分，那逐步再进入到高分子， 就是内胆还是高分子，外部再利用这个碳纤维的技术， 最重要的是这个焊接的部分，尤其是在镭射（激光）焊接，法国有它一些独到的、一些绕道焊接的一些方法，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能够跟CITEM做这样的合作。 赖先生说：”那再来，就是在氢能的这个部分， 就是最主要储存氢的部分， 它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 那我们也知道法国这一块，在国际验证这一部分， 它有独到的一些技术，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安全验证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技术上面， 双方面能够有更多的交流。目前这个部分还没有奠定国际标准，因为对世界来讲，都还是比较新的技术发展， 那法国其实是走在比较前端的国家， 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台湾正在发展的过程中，就可以跟法国有这样的合作，能够把这样的技术引到台湾来， 那台湾一直也是制造的强国，如果能够因为双边的合作， 我想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法广：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氢能，为什么这个氢能是能够推动能源转型？ 这方面能不能稍微大概说 一下。. 赖永祥执行长：好， 那我想低碳的议题， 尤其从欧盟国家对于整个环境， 从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个部分， 怎么样把它去落实？怎样低碳化？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发展方向。 那氢是一个非常好的介质。 所谓介质就是通过氢燃烧产生的是水，它对环境是没有污染的。 过去一般的石化的、或是其的部分（材料），往往产生的是二氧化碳， 那就是CO2的这个部分，那对我们环境的影响， 对我们气候温度的提升是有一定的影响 ，那水就没有这样的影响， 所以氢势必是一个很重要的介质。 怎么样产生一个——我们称呼为蓝氢或是绿氢， 对环境（产生）最低的影响，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那（氢能）产生起来是一种技术， 但是储存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因为氢燃烧的范围非常大，所谓非常的大，就是浓度在 4%到75%之间，它都可能会爆炸， 因为它在元素列表里面， 氢的H度很小， 它只排在第一或第二而已， 那它这样子跟一般的储存方式， 例如金属类的东西， 它很容易钻进（储存材料的）结构体里面，产生在材料类里面的行话叫做氢脆（现象），然后令材料产生劣化，初期没有问题，可是高压氢的时候……， 可能到 350帕(hPa) 或是到 700帕(hPa)。700帕(hPa)就是700个大气压的概念， 那700个大气压就是在水里。 7500公尺深的地方的这样的压力范围。 你看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潜水艇能够签到这么深的地方，那如何把氢给储存起来，但又跟材料不会产生氢脆，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复材， 也就是碳纤维的这个部分，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那么我刚才也提到 了，这样子的话， 氢对（人类）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所以对我们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低碳转型， 对整个产业环境的一些 影响， 这是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这个部分我想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努力， 如何让氢能能够应用在各行各业里面， 例如氢能车，或是甚至是未来的氢能飞机，那我们现在都理解，像德国已经有氢能火车， 或是在韩国、 日本等等，都有所谓的氢能汽车的这个部分，但是它（氢能）相对应的都是还在比较大型的， 为什么？因为最主要是我们没办法把氢燃料电池给做小、做轻，所以它都变得很大， 那这个就是一个发展的议题，这个议题如果能够（解决）做大的话， 那我想它会带来环境的改变，当然相对应的也就是产业的改变， 也就 我们这种所谓的工程类的人要努力的目标。 法广：那么近年来，金属中心跟国际合作，除了这次和法国CITEM的合作， 未来还有什么计划， 跟欧洲其他 企业、其他机构来，（进行）更多的技术合作的机会？ 赖永祥先生：这其实也是我们一直想的。除了因为我们在亚洲，跟包括日本等等的这些亚洲地区的合作是蛮多的，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扩及到更先进的一些国家， 包括法国、德国、日本。那这一次我们的团队其实不仅来到法国，也预计到英国去， 这一次在法国是以氢能为主要的议题，我刚刚前面也讲了， 我们上一次针对金属材料的热处理， 也是跟法国这边合作， 那在德国的部分的话， 就是在所谓的5G 这个部分的一个合作项目。英国的话，我们这一次就是……算是去敲敲 门， 我们希望去了解他们在能源、跟材料（方面）的这些议题， 能够有…可以跟我们合作的项目。 法国，因为对我个人来讲， 我已经来了第3年了，当然我们的团队其实都陆续有来过这里， 这个部分我们才会有更多的合作项目。所以今天我们也跟CITEM有一个签署合作备忘录（MOU）的这个部分， 希望我们能够在德国， 包括 德国、法国，还有英国这边，有更多的一些合作项目展开。. 法广： 最后 一个 问题，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金属中心。 赖永祥先生： 金属中心是在1962年成立的， 而且它很特别的是由联合国成立的一个单位， 所以应该在1960年代的时候， 联合国针对亚洲地区， 包括菲律宾、 泰国等等的，这些 所谓的新兴国家的区域， 他们要发展工业化的时候， 金属材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在联合国的支持之下， 在台湾的高雄地区就成立了金属中心，以（研究）材料为主， 那个阶段就是以金属材料为出发， 尤其是钢材类的， 我们比中钢还提早10年建立起来， 最主要就是台湾那时候，要准备发展钢材的这个部分， 所以后来也发展了中钢， 那也就带动了台湾，尤其是以南钢材类产品的产业链在那里，包括我们讲的构件， 或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螺丝等等这些的产业，或是台湾中部的手工具的产业等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所以这个在联合国的，大概六十一年前，在高雄成立之后，我们就逐步以金属材料为发展，这几年我们也针对能源转型， 在离岸风能发电的这个部分， 或是在医学器材方面的金属材料， 例如大家熟知的牙根， 甚至在一些股骨支架的可消失材料， 镁材料等等， 这一块其实是我们金属中心发展的一些项目。甚至在台湾现在比较新兴的， 包括无人机形态的产业所需要的金属材料部分其实都在我们金属中心的一些发展的项目里面，所以我们大概目前有1200位同仁， 其中大概有800位左右是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为基础 的。 以上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谢谢。

简称《哪吒2》的中国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闹海》1月29日蛇年正月初一在中国上映，凭借精良的制作、深刻的情感表达和独特的东方美学，一经推出就立即吸引了大批观众，引发强烈反响，成为现象级影片。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一个多月来，《哪吒2》的总票房已经突破145亿元人民币，跻身全球电影史票房榜第七位，并向第六位发起冲击。法国驻华记者蒂博认为中国观众希望这部影片能与好莱坞的文化霸权相抗衡。 哪吒会在哪里停下脚步呢？这个拥有超能力的魔童每天都在刷新纪录。 在上映仅三周后的2 月 18 日星期二，这部中国制作的大型动画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就超过了同是三部曲中第二部的美国动画片《头脑特工队 2》，摘得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排行榜的榜首。 《哪吒2》在上映的头半个月前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大的商业成功，在中国国内这一单一市场创下最高票房纪录，当时的观众人数就已经超过2亿，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攀升，截至到昨天傍晚（3月5日），国内外观影人次冲上3亿，成为中国影史首部观影人次破3亿的电影。上映一个月后，各大院线并没有准备将《哪吒2》下架，而是将上映的时间再延长一个月。 根据 16 世纪文学经典《封神演义》自由改编，以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人物为特色的《哪吒 2》，已成为中国民族自豪感的来源。观众很喜欢这个乳臭未干、但却风趣感人的小神仙。在 2019 年上映的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必须摆脱只能活三年的魔咒。在第二部的故事中，他是唯一一个能够从东海龙王威胁下拯救村民的人。 一个月来，在中国，朋友、同事间的闲聊都以同一个话题开始：“你看了《哪吒》吗？”。作为贺岁片《哪吒2》自上映以来占据了中国电影票房的 75%。腾讯网刊登对《哪吒2》一篇的影评观感称这部影片票房神话早已不是数字游戏，而是一场全民情绪的火山喷发。但比票房更震撼的，是哪吒的那句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为什么能戳中亿万观众的心呢？文章认为这句话，说出了三个扎心的真相：“魔童”哪吒的逆袭，藏着中国式教育的终极答案。 一，剧本创作的核心：死磕到底的“反叛哲学”。影片的编剧、导演饺子（原名杨宇）说：“如果不够精彩，不如不要。”文章认为这句话是整部电影的命脉。“死磕”背后是价值观的硬刚：哪吒是魔丸转世， “恶”的标签从重生就被贴上了，但主创团队的拒绝“躺平”更为很厉，用5年时间将特效镜头量拉到第一部的3倍，角色的数量翻倍，甚至不惜与国外团队“撕破脸”收回外包镜头，只为呈现中国神话独有的“东方暴力美学”。反叛的不是天命，是偏见：龙王敖光为救儿子敖丙孤注一掷，因妖族身份被仙界排挤的申公豹却守护亲情……这些角色地挣扎，映射的是主创团队对“标签化”社会的无声控诉。导演表示：“哪吒的叛逆，是对‘血统论’的终极反抗。” 二、角色语言：哪吒的“熊孩子语录”，句句戳中中国教育的死穴。文章认为电影里的台词，是撕开亲子关系的解剖刀。如” 哪吒的“摆烂式宣言”，：“小爷是魔，那又如何？。文章称这句话的本质是孩子对“被定义”的反击。哪吒妈妈殷夫人那句“你只是还没学会控制力量”则是教育的精髓：不否定天性，而是引导能量。而哪吒卑微的提问：“爹，我是不是永远成不了神仙？”，则像极了考砸后不敢回家的孩子。李靖夫妇的回答没有鸡汤，只有行动——哪怕与仙界为敌，也要为孩子争取一线生机。此外是敖丙的沉默与哪吒的嘶吼，灵珠转世的敖丙背负全族希望，优雅却压抑；魔童哪吒撒泼打滚，反而活得真实。这对“双生镜像”提醒家长：乖孩子未必健康，闹腾里可能藏着未被驯服的生命力。影片中哪吒父母为救子牺牲的桥段，让超70%的观众泪崩——这背后是中国家庭“以命换命”式付出的集体共鸣。 三、教育隐喻：从“逆天改命”到“相信的力量”。影片导演曾自嘲是“三流医学院毕业的动画人”，却用《哪吒》系列逆袭成百亿票房导演——这本身就是一场现实版的“我命由我不由天”。评论文章称家长的“托举”不是包办，而是共赴战场：李靖夫妇不会法术，却在最终决战中与神仙硬刚。这像极了普通家庭：给不了学区房，但能给孩子“豁出命去”的支持。而“反派”无量仙翁则警示：道貌岸然的仙界大佬，用“为你好”的名义操控众生。他的崩塌揭示一个真相：以爱为名的控制，比魔更可怕。 文章认为“魔童闹得不是海，是固化思维的镣铐”。当敖丙的父亲敖光白发铠甲引爆热搜，当石矶娘娘因“反内耗”被年轻人封神，我们终于看懂：这部电影爆红的底层逻辑，是对“成见”的集体宣战。所以也留给每个家长一个思考题：如果孩子真是“魔童”，能否像殷夫人一样，用拥抱代替训斥，用信任对抗全世界吗？导演饺子称“《哪吒3》的坑更大”——但真正的“坑”，是能否像哪吒一样，在偏见遍地的世界里，活成自己的救世主。 《哪吒 2》已经和观众见面一个多月了。那么，观众的热潮不会逐步趋于缓和以至于停止呢？法国驻华记者蒂博的回答是否定的。他指出，现在，就连那些对这类影片不感兴趣的人也会去看这部电影，以便了解整个国家都在谈论的是什么。还有些人并不掩饰他们去电影院看这部影片是爱国之举。山东的一家饼干厂——威龙食品公司就包场给全公司 900 名员工，让他们去观看了《哪吒2 》，员工还可以带一名家人一同前往影院观看，公司管理层甚至出门负责组织这次出行。有照片显示，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员工们登上黄色大轿车。这不仅是为了给员工提供娱乐，也是为了为更伟大的事业尽一份力：在 2 月 14 日的一份说明中，这家食品公司解释说，希望为“高举国旗”而“尽其所能”，换句话说，就是要让这部电影的票房更上一层楼。在社交网络上，中华全国总工会各地的分会也纷纷转发了这一倡议。 “英雄能走多远？” 法国驻华记者蒂博注意到，很多中国人认为，影片的成功证明了自己的国家在两大国冲突中，能够抗衡美国的文化霸权。《哪吒》系列的导演饺子（原名杨宇）以中国美学、强大的视觉效果和可爱的人物形象和角色设定赢得了观众的青睐，被誉为英雄。 民众和媒体宣传对他大加赞扬，就像在《哪吒2》公映前几天，对横空出世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DeepSeek的创始人梁文峰那样，赞不绝口，称赞他敢于挑战人工智能的美国冠军OpenAI，展示出了尽管深陷在与华盛顿的半导体战争中，可中国仍有能力取得进步。 最近，中国科技不管是社交网络TikTok、大疆无人机。还是小米智能手机和电动滑板车以及比亚迪电动汽车等领域都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有助于缓解中国面对美国影响力时的心态。长期以来，北京方面一直对好莱坞比中国电影公司更善于以《花木兰》和《功夫熊猫》的形象来销售中国明信片而感到不满。中国希望能够从自己的历史和传来汲取养分，打造自己的故事。顺便提一句，中国官方媒体在文章中对《哪吒2》的票房记录大加赞扬，这也支持了近年来经济放缓后，消费终于回暖的观点。 “我们的英雄能走多远？ “让我们共同见证历史。” 2月17日在电影《哪吒2》刚刚在美国上映之际，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如是说。目前，这部电影已经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赢得华裔和部分外国观众的青睐。尽管在中国，观众的热情高居不下，甚至有台湾观众为先睹为快特意搭乘小三通赴厦门观看《哪吒2》，但在国外市场，如果不能获得主流观众的认可，估计中国的满足感恐怕会减半。目前《哪吒2》在法国上映的日期还是未知。

独特的政治教育下颇具独特大局观的许多中国网民在俄乌战争陷入打“持久烂仗”后，秉持着朴素的“国家大局”意识认为，只要对中国有利，那就无所谓俄罗斯是不是侵略者。但支持俄罗斯，真的对中国有利吗？这种“大局观”与他们同样朴素的是非观念产生了冲突。为了自圆其说，一些民众选择使用“丛林法则、胜者为王”的补丁，遮盖自己的是非观和所谓的国家大局之间产生的逻辑冲突，并坚信，若类似的图景发生在东亚，中国定会是那个“胜者”。 2021年底、2022年初，俄军在乌克兰边境线频频出现异动，大举集结。在美国的卫星图和频繁示警下，西欧不少国家开始担心，已经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进行了约七年的军事行动的俄罗斯，在其盟友白俄罗斯的协助下，会对乌克兰有进一步的举动。与俄军陷入长期局部军事冲突的乌克兰人，则在紧张中透着一股“情况的确已经很糟糕，也许不会更糟了”的心态。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则正忙于应付新冠疫情、筹办北京冬奥会。美国情报向乌克兰密集发出警报，遭到中国网民的嘲讽。毕竟在那个时候，许多中国民众相信、或者乐于相信，俄乌之间的事是“斯拉夫人的家事”，美国才是那个“不怀好意借舆论拱火的一方”。 更不要说，在此不久前，中俄首脑刚刚举行视频会晤。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年中的第二次视频会议。中俄领导人更是值2022年2月初于北京等地举行的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向世界展示了“前所未有”的高质量的双边关系。就在中俄两国宣布建立“无上限”战略伙伴关系后不久，在也许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全世界的震惊中，俄罗斯向基辅发起了闪电攻势，大有欲将之亡国之象。 2022年2月24日凌晨发布的一段电视讲话中，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随后，俄军通过四个开放的战线直扑乌克兰，迅速兵临基辅城下。此时中国的舆论场一片哗然，俄乌词条迅速在热搜攀升、爆火。中国网民们震惊于普京挥师基辅的同时，纷纷倾向于相信普京所说的，“俄罗斯不寻求占领乌克兰的领土”，展开本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实现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相信普京借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访华之际，一定是提前就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知会了习近平。毕竟，中俄两国前脚宣布“合作无上限”，后脚俄罗斯便全面入侵乌克兰，这样的时间顺序且不说中国民众，就连当时的国际社会，也都无不认定普京的这场侵略战争，定是得到了习近平的默许和支持。 而彼时的普京，仍然在中国民众的心中保留着“铁血硬汉”的角色，俄军的国际风评，也在未经实战验证之前，保留着苏联遗留下来的威慑力。中国民众展现出的舆论，同样认为，在俄军大举逼迫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最佳选择要么是投降，满足普京的上述愿望；要么是向美国所提议的那样，接受流亡海外。事实上，不仅中国舆论如此，在泽连斯基尚没有反借战争的风云，摆脱喜剧演员的标签之前，全世界从政府到民间的预测，无不如此。直到俄军的斩首行动失败、基辅并未像美国情报预测的那样在4天内迅速失陷、泽连斯基并没有按照“喜剧演员”的角色脚本那样逃亡保命，中国和世界才开始用新的眼光，全面审视这场二战以来欧洲遭遇的最大规模的热战。 不久后，由于糟糕的计划和同样糟糕的执行能力，俄军的后勤和士气出现了严重问题，进攻节奏大大减缓。到了2022年四月，乌克兰北部战线方面，乌军恢复了对整个基辅州的控制，俄军逐渐将火力集中到乌东和东南，该区域爆发惨烈战斗。马里乌波尔、赫尔松、蛇岛、尼古拉耶夫、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地名开始被有看国际新闻习惯的中国民众所熟知。此时，中国网民也开始广泛探讨一些问题，例如：普京是否因顾及和乌克兰“一族同源”，方才不对乌克兰下死手，转而“深耕”乌东？也有不少中国网民意识到，战争远非儿戏，若是俄军没拿出与其形象相符的军事力量，那便定是其并不具备此种吹嘘出来的军事力量了。 独特的政治教育下颇具独特的“大局观”的许多中国民众在俄乌战争陷入打“持久烂仗”后，秉持着朴素的“国家大局”意识认为，只要对中国有利，那就无所谓俄罗斯是不是侵略者。但支持俄罗斯，真的对中国有利吗？另外，这种“大局观”与他们同样朴素的是非观念产生了相当的冲突。毕竟，按照其同一叙述语境下的日本侵华历史，中国理当支持乌克兰反侵略；且在沙俄、苏俄和苏联时期，这一“北方莽原怪兽”曾屡次强力获取过大片的中国领土。不过，为了自圆其说，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选择使用“丛林法则、胜者为王”的补丁，试图遮掩自己的是非观和所谓的国家大局之间产生的逻辑冲突。与此同时，但凡有人质疑“支持俄罗斯就是爱中国、支持乌克兰必是美国走狗”的观点，必有大批网民群起而攻击、嘲笑之。讽刺的是，中国政府的官方说辞从未对俄乌任何一方展现出明显的支持。也许不少人忘记，中国和乌克兰也是友好国家、战略伙伴，两国人民有着长久友好的交往，正如中国外长王毅屡次表达的那样。 逆着支持俄罗斯的舆论，也有不少中国民众开始援助乌克兰。他们当中有人沉默地行动，有人则记录着自己的每一次捐助，贴出乌克兰民众接收到援助后发来的照片，希望援助的力量传递下去。互联网就像是一台放大器，以中国网民数量之多、意见样本之繁杂多样，援助乌克兰和支持俄罗斯的声音同时存在着、发展着。与此同时，加入俄军为俄罗斯作战的中国人出现在了中国网民的视野，也逐渐有中国公民加入乌克兰军队参战的消息传来。 乌克兰在2022年夏秋发起的反攻，曾解放了伊久姆、库皮扬斯克等地，大大削弱了普京的强人形象。但索莱达尔、巴赫穆特等的失守，也彰显了俄军缓慢却坚定地蚕食乌东领土的步伐。转过年来，2023年的乌克兰收到了美国等西方盟友的重火力支援。同年，战火逐渐出现在俄罗斯境内，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相继受到袭击。值得一提的还有同一年夏天瓦格纳集团领袖普里戈任发动的那场声势浩荡却无疾而终的叛变，两个月后普里戈任坠机身死。这曾在中国网民当中掀起一股巨大的迷思，挺俄和挺乌的网民们纷纷表示震撼：震撼于厨子到军团领袖的崛起之路，震撼于普里戈任的叛变，震撼于兵变发展之迅猛，震撼于兵变的戛然而止。一些中国网民将这些奇异的事件归因为“斯拉夫人的魔幻性格和行事作风”。曾被网民们大量预测到的，是普里戈任之后势必的“意外”死亡。 到了2023年的年底，乌克兰宣布的大反攻并未在实质上扭转战场局势。此后俄军继续在乌东稳步推进，时快时慢。但2024年8月，乌军大举侵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一度控制俄罗斯约1100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1943年以来莫斯科遭遇的首次领土羞辱。此时，在支持乌克兰的中国网民当中，泛起一股悲观之风。这些人认为，乌克兰冒险深入库尔斯克，正是其深感前途未卜的豪赌之举。若成功，则可给其盟友注入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动力；若不成功，则在人员吃紧的情况下葬送进入库尔斯克的精兵。事实证明，到了2025年2月，俄军逐渐收回库尔斯克的部分失地，同时继续啃食乌东。 接下来，乌克兰最大的盟友变天了。特朗普重返白宫，希望推动乌克兰战争结束，无论乌克兰付出何种、多久的代价。吊诡的是，此时中国的各大网络平台上少了一些贬损泽连斯基的声音，虽然这种声音仍然存在、多了一些与正义无关的震撼和惋惜。这是来自正在被书写的历史的凛然肃杀。那些依旧在嘲讽泽连斯基是“戏子”的网民们对饱受战火之苦的乌克兰普通民众泛起怜悯同情，将美乌矿产协议对标中国近代签署的系列条约，震撼于富饶而坐拥欧洲第一大领土的国家在国际博弈中颠簸的命运、与特朗普“败光”美国百年信誉之迅疾，更加坚信“没有实力支撑的自由诉求将自招灾祸”。又或许是嗅到了特朗普与普京媾和，为的是集中力量应对北京的可能性，那些曾经支持俄罗斯的网民开始转头为乌克兰加油，希望泽连斯基和他的欧洲盟友们能坚持住，最起码坚持到特朗普的离开，为龙鹰之争当中的中国争取更多的时间，也为西欧在对美国失望之余掉头与中国修好，带来一丝可能。

特朗普重返白宫大权在握后，关税阴魂不散，相关国家噩梦连连。全球半导体产业链重镇的台湾，心头自也七上八下。展望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台关系，确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美国对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台积电的政策；另一个是一旦美中科技、战略资源等全面大战正式上场，台湾会被当交易筹码、还是美方坚定盟友。本次的中华世界，就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我们注意到，台湾政府对「特朗普新政」做出正面响应，首先是府、院相关方面都表示要增加对美投资与采购，接着总统赖清德召开国安高层会议，向美方提出多个具体政策，包括提高国防预算至GDP的3％以上；强化双方在AI、先进半导体等技术开发、制造合作；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等。赖清德总统强调互惠精神，达成台美双赢。 从这些政策来看，国防预算达GDP3％是最具体的做法，AI、先进半导体等技术开发、制造合作都还只是单方面提议，至于「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到底具体内涵是什么？怎么操作？尚待观察。不过，据悉赖政府现已对台积电2奈米先进制程赴美投资的禁令松口，国发基金也宣布协助半导体供应链赴美投资，这些都是对美国总统的积极表示。 石破茂手段似比赖清德对策有效 日本首相石破茂2月7日访美时，宣布对美投资额将扩大至一兆美元，虽然这个空前规模也可能流于画大饼，但他也很具体提出符合特朗普脾胃的方案：共同开发并进口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他又和特朗普达成协议，让被拜登叫停的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翻案，由「收购」转为「投资」打破僵局。 依政治专栏作家顾尔德之见，石破茂安抚特朗普的手段、还有他手头上握有的筹码看起来比赖清德高出一筹。未来台美能否谈出什么经贸合作具体方案，将成为赖清德执政团队的大考验，好比促转民间厂商赴美投资。日本经验应是值得借镜学习的。 有关国防预算增加到GDP的3％，笃定会是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提出的要求──特朗普也要求日本国防预算要达3％，甚至要求北约国家达5％。台湾现在国防预算约占GDP的2.45％，从2.45％到3％看起来只有增加0.55％，但换成实际金额可能高达3000亿台币。据军事研究专家、国防院副研究员揭仲指出，就算政府大幅举债，要靠编列高额特别预算以让总体国防支出明年达到3％难度很高。除揭仲指出的困难外，还有蓝白阵营等着再砍预算。 目前，特朗普政府对台湾发出的讯息正反都有，整体而言有些混乱。正面的讯息包括：2月14日白宫公告过去一周「政绩」时，称赞「台湾在特朗普关税措施下承诺扩大对美投资」，这代表台湾方面的善意表达至少有传达到白宫幕僚耳朵。而更让许多台湾人「振奋」的是，2月13日美国国务院网站对美台关系的说明中，删除「不支持台独」。当美国务院被问到这项改动时，表示这只是例行更新。台湾外交部则表欢迎，称此举反映出「台美之间紧密友好的伙伴关系」，并感谢特朗普政府对台海和平稳定、台美经贸科技伙伴关系以及台湾国际空间的承诺。 “救与不救”英特尔 台积电陷两难 与台湾经济命脉息息相关的半导体产业，特朗普近日又再点名台湾抢走美国芯片生意，扬言修改《芯片法案》补助条件。过去几天盛传特朗普施压要台积电救英特尔（Intel），也有各种台积电驰援方案出现在国际媒体上，包括接手运营英特尔芯片厂、技术股入股英特尔并负责经营芯片厂、只入股英特尔两成等等，但都未获当事人证实。路透社也引述白宫人士的话称，特朗普不会同意让外国公司经管美国的芯片厂。迄今外界看到的台积电破天荒在美国召开的董事会，只通过资本预算逾171亿美金，但未讲明对美投资计划。 据《华尔街日报》引述花旗集团分析师Laura Chen的报告指出，虽然英特尔和台积电看似做同样业务，但两者运作方式却迥异。英特尔长期专注于造制自己设计的芯片，台积电则是代工，「英特尔工艺生态系、设计方法和制造系统与台积电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差异性将对英特尔潜在客户带来严重障碍。台积电过去一直对入主英特尔兴趣缺缺，原因之一就在于两者体质截然不同。 摩根大通也指出，台积电若非得走上这条路，还需要获得多个利益相关方的重大让步与协议，包括政府、股东和客户。 事实上，台积电管理层多次声明，基于晶圆厂布局、成本结构和组织文化的巨大差异，收购或运营外部晶圆厂并非公司的优先战略。因此，摩根大通认为台积电收购或运营英特尔晶圆厂的可能性极低，除非美国政府提供强有力的财政补贴，并且对台积电的角色作出明确承诺。 针对部分媒体报道称，为应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台积电可能向英特尔分享N3和N2制程技术，甚至派遣工程师支持英特尔。摩根大通认为，这种方案过于理想化，几乎不可能发生。原因在于台积电高度重视知识产权（IP）保护，极不可能主动向英特尔开放其最先进的工艺技术。可以预见，台积电将坚决反对任何类似的要求。 话虽如此，周二，特朗普又在他的海湖庄园向媒体表示，除汽车外也将对进口药品、半导体加征25%及更高的关税，且税率在一年内会大幅调升。他并未明确表示将在何时宣布这些关税措施，仅称在发布新的关税政策前，希望给企业“少许机会”在美国设立工厂。他还说，有几家大型全球企业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对美国的新投资计划。然未提供进一步的详情。 台积电有多少底气，接下来能否挺过特朗普的关税大棒，我们拭目以待！ 英特尔经营困境被操作为国安问题 倘若我们回顾英特尔议题如何成为白宫关注焦点，有评论认为，或要归功于英特尔前执行长格尔辛格（Pat Gelsinger），因他把英特尔的经营困境操弄成美国国安问题、炒作民族主义向美国政府要求补助。如今，英特尔的存亡彷佛变成了美国尖端科技产业是否屹立不摇、继续领先全球的指标。 然而救英特尔是否就等于救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注意非芯片设计）？据一位熟悉此议题的涉外高层指出，其实特朗普并不确知自己真正要什么，「他只是不要先进芯片绝大多数在台湾生产」。台湾政府也已承诺加大对美投资、也对先进制程赴美生产放行，如果能借由强又有力的论述、提出符合特朗普期待的方案，加上低调合宜的公关操作，是有可能让特朗普接受对台积电较有利的解决方案──包括在美国投资方式以及芯片课税问题。这就像石破茂破解了美国钢铁案的难题。 说句玩笑话，特朗普就职一个月以来，他和他倚重的马斯克，就像猛冲流量的网红，屡屡语不惊人死不休，让敌人与盟友都疲于因应。但他本质上毕竟是个商人，怎样说之以利，并满足他当家的虚荣感，日本首相石破茂已做了一次不错的示范，台湾政商高层或可汲取经验，找出良策。 值得参考的还有，据《纽约时报》14日所登「美台关系面临不确定性，台湾如何应对特朗普的好斗与关税」一文指出，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还没过几周，台湾已经在适应与主要支持者美国的关系变化，这种改变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不再以共同的民主理想为焦点，而且变得更加不确定和具有交易性。 此外，资深媒体人、政治网红范琪斐20日亦在脸书发文表示，跟特朗普谈判除了要，1. 盘点自己的筹码；2. 设定底线，目标清楚；3. 要有策略之外，还有一项挑战，就是：如何在被羞辱时，保持尊严。

法国资深汉学家顾德明(François Godement) 是蒙田研究所的高级常驻专家，兼亚洲和美国问题顾问。他还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非 常驻高级研究员，并作为外部顾问协助法国欧洲和外交部的工作，他外交部的特聘顾问任期到 2024 年夏季已经结束。此外，顾德明还曾担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他创建了法国国际研究所亚洲中心和亚洲中心智库。1995年，他与他人共同创建了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欧洲委员会。顾德明毕业于巴黎高师，主修历史，后曾就读于哈佛大学。 他近年来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作品有2021 年出版的《习近平的话语》（Dalloz 出版社，）和2018 年出版的《中国就在我们家门口——欧洲战略》（与阿比加埃尔·瓦塞利尔合作，Odile Jacob 出版社）。最近他刚刚发表了一项有关中国2035年展望的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了四种设想，就此法国媒体近日采访了顾德明先生。在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次采访的内容，谢谢收听。 提问：中国刚刚以大张旗鼓的方式加入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竞赛。推出了ChatGPT的中国竞争对手。这一进军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经济体的雄心的质疑。您刚刚发表了一项有关中国 2035 年展望的研究，其中提出了四种设想。第一个设想是中国处于世界顶尖的超级强国。第二种设想是中国仍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没有跻身榜首。第三种设想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奇迹的终结。最后一种，也是最消极的一种情况是再生性和系统性问题的回归。今天，这四种设想是否处于同等地位？或是其中一种情形对您来说是最有可能发生的？ 顾德明：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相信现实是理性的，但总会有意外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是有过一些意外发生的。时代的变迁往往是混乱的。就目前而言，大致还有十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跨度相当于习近平可能的政治寿命。可以假设第二种情况的出现，甚至是第一种情况的出现。换句话说，有可能是全面的成功，也有可能是相对的成功，那是由于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对某些方面不满而稍加阻碍的结果，但在其他方面则会占尽上风。第三种可能是基于中国国内的形势变化，因为极权主义政权必然会混合一定数量的经济举措，而有些变化是不被接受的。第四种设想则纯属意外。 提问：您认为这些不同情况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您说过，中国未来十年走的道路并不仅仅是由中国自己决定的结果。这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应。 顾德明：是的，如果在 20 世纪 8、 90 年代，甚至在本世纪初就写出了四种有关中国可能出现情况的设想，那就不会有这么多地谈论，有关合作伙伴和我们的反应了。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内。因为尽管国际突破已经开始，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如今，历经风雨，中国的出口依然持续增长。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崛起，因此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应。这是对世界第二大军队实力过强的反应。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中国越来越自信、言词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反过来，可以决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提问：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层面，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世界分裂中获益呢？ 顾德明：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有一点，中国至少需要一个有规则的世界，从广义上讲，那就是国际贸易。因为当你是一个巨大的出口国时，当你今天每年出口两万亿美元或欧元的商品和工业制成品时，剩下的，即使有高达一万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你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你的买家。 提问：因此，世界贸易的分裂将会对中国经济是造成不利影响。 顾德明：是有不利的影响。只不过可以想象一些优先行业，在这些行业中中国可以成功地重建商业势力范围，而我们则会失败。顺便说一句，这是以如跨大西洋的不团结为前提的。 提问：中国在技术上不断进步，正如几天前再次看到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出现的深度求索 Deep SeeK。我们也一直在谈论社交网络上的Tik Tok和电动汽车，以及欧洲人之前从未预料到的电池技术的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如何成为登顶的动力？您认为这就足够了吗？ 顾德明：无论如何，技术未来主义确实是一种观点，如果习近平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和控制的话。可这还不够，因为比如人口结构，十年后会变得非常负面。因为从储蓄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对自己制度的信心问题，例如，如何使用他们的储蓄，所有这些都关系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但从短期来看，在很大程度上过于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即极权主义体制会严重限制创新能力，以致创新无法发挥作用。实际上，技术人员、科学家、研究人员都是高度细分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现有的制度。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提问：无论如何，极权主义政权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中国的能源转型就是如此。人们经常谈论中国的煤炭消耗量，但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领先的风能和太阳能生产国。中国也在大力投资核能。这是对欧盟的竞争。我们可能不得不进口中国的技术。在太阳能领域，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顾德明：是，在太阳能领域已经这样做了。我认为，我们即将在电力行业采取同样的措施，因为已经采取的措施不足以遏制中国工厂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竞争力。我认为，如果我们按照已经制定的方案来实施绿色能源计划的话，就会陷在中美两个阵营的中间、左右为难：在绿色能源方面美国做的很少，因为它拥有的化石资源丰富，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沙特阿拉伯还多；而中国则是低成本绿色能源的冠军。我们将不得不在减少绿化或增加绿化之间做出选择，要么选择减少绿色能源，要么选择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要么选择让企业和欧洲人口来承受通常被认为成本价格过高的能源。 提问：在未来十年的设想中。您刚才谈到了可能令中国倒退的失误。那么什么样的失误可能会给国家带来致命的后果呢？比以台湾？ 顾德明：台湾是关键的危机点。为什么？因为这是习近平抱有两岸统一这一雄心壮志，是真正的千秋大业。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没有美国和美国的干预，这件事情会相对容易一些。今天，即使从军事角度来说，美国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台湾的堡垒。在这个层面上，我担心的是，这也是第四种设想的基础。假设发生意外的情况，实际上是中国在其他层面上的成功而产生的过度自信，导致习近平放弃谨慎的态度，并导致他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他可以赌一把，尤其是那些西方伙伴不会做出反应。 提问：其他领域集团的反应将对中国的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正如您所说，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实施“脱钩”战略。如今，房间里的大象（又一说法是瓷器店里的大象）是特朗普。他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包括您所提出的四种设想的顺序。 顾德明：所以是的，不过特朗普的上台，是因为他背后有一群有时被称为鹰派的人，但这些人实际上面对中国政权及其所代表的问题的时候是非常务实的。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特朗普针对的更多是自己的合作伙伴和盟友，而不是他的对手。目前，他想和盟友、甚至和对手进行谈判、达成协议。但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并不知道这两种假设中的哪一种会成真，这使得真正的协调变得极其困难。如果不能确定三个月后对方会采取社么行动，又如何能与合作伙伴进行协调呢？ 非常感谢顾德明的回答。

正当全球政府越来越警惕TikTok（抖音国际版）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及其在美国“不卖就禁”的命运悬而未决之际，英国《金融时报》驻台记者Kathrin Hille 在1月17日发表的调查报道「Is TikTok pushing Taiwan’s young people closer to China?」，其中揭露的状况值得你我深入去思考这个问题 …… 这篇调查报道以台湾嘉义女中去年在作文考试中出了一个不寻常的题目「如何跟独裁者谈判」作为楔子，并由此破题。 报道表示，嘉义女中学生必须为面对强大邻国的小国选择一条最佳生存策略：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战争，或是用武力来吓阻。考题中提到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这跟中国对台湾的威胁的相似之处相当明显。据老师们表示，看到学生交回来的考卷后都感到非常震惊，好比嘉义女中朱老师说：“几乎没有例外，他们都写到台湾因为又小又弱，所以必须避免让中国觉得受到威胁，不管他们怎么骚扰，我们都必须忍耐。” 报道指出，这种带有屈从意味的态度，跟台湾整体社会普遍的看法形成强烈对比，而年轻人一直以来在台湾社会中往往是最热血爱国、最支持台湾独立的族群。 《金融时报》驻台记者接着引述台湾民意基金会去年的民调数据称，年龄介于20到24岁的人，已经不再是对「台湾人」身分认同最强烈的族群，这已经打破长期以来的模式。而且有迹象显示，在年轻族群中，台湾延续数十年对独立越来越强烈的支持倾向，似乎也开始出现逆转松动。 出现这些改变，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对一些台湾社会学者和执政党政治人物而言，主要成因之一就是抖音（TikTok），这个在全球用户超过10亿的中国社群媒体应用程序。 台湾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担心，使用抖音的孩童可能接触到的内容看似无害，但会让他们对中国好感增加、对自己国家反感，他们怀疑这是北京的一种有意策略。 视频从跳舞开始逐渐推送政治宣传 《金融时报》引用财团法人台湾网络信息中心（TWNIC）发布的「2024台湾网络报告」指，台湾使用抖音的人口约22%，但台湾传播调查数据库（TCS）进行的调查则发现，多达44%的小学生使用抖音，国中生的抖音使用率更接近60%，高中生仅略微减少。 据该调查分析，台湾未成年人中，女生使用抖音的比例远高于男生，许多女生最初使用抖音是为了看舞蹈影片。 住在新北市的14岁女孩宜安（音译）就向《金融时报》驻台记者表示，她和朋友都很喜欢抖音的舞蹈影片，现在她也每隔几天就上传自己跳舞的短影音，并逐渐建立自己的粉丝群。她坦言抖音“令人停不下来”，让她花太多时间在上面，但她和朋友都否认抖音让她们更亲中。 该报驻台记者说，台湾人建立起一种自豪的国家认同花了很多年的时间。1991年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后，台湾本土文化和岛屿独特历史的教学才慢慢松绑。 不过，台湾的本土身分认同最终变得相当强烈，尤其在年轻人之中。根据中研院的「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显示，最年轻的世代始终是「只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比例最高的族群，有超过八成。 直到几年前，台湾年轻人还常自诩为「天然独」。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中，数万名学生因不满当时政府与中国关系过于亲近而占领国会。两年后主张台湾主权的民进党赢得大选执政迄今。 抖音有利中国内容恐降低年轻人对中国戒心 这篇调查报道表示，台湾民主实验室研究员Eric Hsu正在进行抖音对台湾社会影响的大规模调查。他表示，抖音未必能让台湾年轻人认同中国，或同意与中国统一，“但它可能使他们降低对中国的戒心，削弱反抗意愿”。 在台湾民主实验室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建立了模仿台湾女学生的抖音账号，发现看了几天舞蹈影片后，抖音就开始推荐一些隐含政治意味的影片，包括在西门町进行街访，引导青少年去比较中国的“民主”与台湾政治体制的弱点。 报道同时注意到，美国内华达大学（University of Nevada）的台湾学者王宏恩2022年发表的研究也显示，抖音对于支持绿营或蓝营的台湾选民没有明确影响，但对蓝绿都没好感的年轻选民则影响显著。 他的研究发现，在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和中立选民当中，使用抖音者反对台独的比例明显高于不使用抖音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岸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台湾与中国的实际交流规模正在萎缩。这跟1990年到2000年大批台商赴中投资工厂的盛况相比，台商对中国的投资已经连续十几年下滑。另一方面，观光与学生交流也几乎停摆，居住在中国的台湾人数量从十年前的40多万人降到现在的一半。 另外，美国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心理学家朱西姆（Lee Jussim）领导的研究则显示，抖音上有利于中共的内容明显多于Instagram或YouTube等其他社群平台。研究结果显示，抖音的重度用户对中国人权纪录的观感明显较佳，也更想造访中国。 抖音有影片将赖清德套标「通缉犯」 《金融时报》调查报道续称，中研院社会学研究员林宗弘则指出，台湾许多年轻人对薪资停滞、房价高涨等问题对政府失望，中国试图透过社群媒体强化年轻人的不满，削弱他们参与政治、改变现状的信心，并且让他们对中国产生幻想，“将他们对台湾的不满投射到那个虚幻不实的中国上”。 无论抖音或其国际版TikTok上的一些亲中内容甚至包括将台湾总统赖清德套上「通缉犯」标签，还附上「叛国」及「分裂祖国罪名成立」的字样。 林宗弘指出，台湾的高中和大学生是第一代抖音用户，和之前的世代相比，政治参与度更低。他指出，过去几年，年轻人投票意愿显著下降。他担心这些年轻人“可能对政治冷感并退缩，这将对台湾的政治未来产生巨大影响”。 嘉义女中的朱老师也说，抖音对学生的影响是“大家都退回自己的泡泡里，越来越不愿意也无法听取别人的想法”。更令人忧心的是“他们没有准备好与中国抗争……不觉得我们必须守护这片土地”。 台湾下架抖音容易吗？ 《金融时报》驻台记者提到，在台湾，很多年轻一代在经济和社会上感到被边缘化。在2010年代，台湾年轻人面临起薪停滞但房价却飙升，部分原因跟台湾的科技业繁荣有关。此外，台湾也是全球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公共医疗和年金制度都受到威胁，年轻人也不满台湾在环境与能源政策方面的无法永续。 这些不满已让他们对传统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产生疏离感。民调人士指出，他们觉得双方都无法正视并解决年轻世代关注的议题。 台湾政府官员与专家担心，抖音正好利用这些社会裂痕。林宗弘说：“我们目前对抖音在台湾的影响还所知甚少，但可以确定的是：对台湾使用者而言，抖音加剧经济挫折感，也加深所有人的忧郁倾向，并削弱他们参与公共事务、改变现状的信心。” 曾任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创办「壮阔台湾」的吴怡农提出一个简单的方案，也是党内部分人的主张：将抖音视为国安威胁，由政府直接下架。 几位受访的老师和家长，即使对执政党批评不一，但也赞同政府应该采取下架措施。不过反对党则反驳，政府不应以任何理由干涉言论自由。 《金融时报》表示，就理论而言，台湾并非全无法可管。抖音在台湾并没有正式成立分公司，而是透过外部营销公司运作。民进党官员表示，这已经违反当地法律，因为根据规定，若要在台湾营运就必须在境内设立法人代表。 也有律师表示，台湾可以要求网络服务供货商和其他合作伙伴停止与抖音合作。 “但政治上并不可行”。民进党立委、同时也是假讯息研究专家的沈伯洋告诉该报驻台记者：“只要民进党政府有所行动，在野党马上就会捡到枪，指控我们打压言论自由。” 报道指出，这场辩论的影响，当然不仅限于台湾。台湾官员也在关注美国实际要如何执行抖音禁令：就算在应用程序商店下架或封锁，也还是可以透过VPN绕过封锁。 台湾官员提到印度的案例，印度政府在2020年6月下架TikTok后，该国的用户数量实际上却不减反增。 少数政府可用的手段，可能是禁止服务器供货商跟抖音合作，进而断绝抖音顺畅直播和影音载入所需的带宽，沈伯洋说这或许是难得可行的方式。 《金融时报》这篇调查报道认为，台湾如何应对这些难题或许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参考借镜。 报道总结时援引台湾民主实验室研究员Eric HSU强调说，这不只是一款应用程序的问题，更牵涉到生存与价值：「我们需要找到一套有效沟通方式，让年轻人愿意相信我们的民主。如果只是简单的禁止抖音，只会让他们更不信任民主制度。」 「一旦我们的社会因此产生分裂，民主体制失去公信力，台湾就失去了抵抗中国的能力。」Eric HSU 如是警示。 台湾的政治版图近年变得更复杂。虽然民进党在2024选举中维持执政，但反对党取得国会多数导致国会政治僵局。不少人担心，这可能使台湾更加容易出现政治极化。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面对美国的治外法权，中国正在建立自己的治外法权。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境外部署自己的法律武器库。首先受到影响的领域是经济事务。中美巨头之间是否会爆发维权战争？欧洲企业会不会面临被夹在中间的处境呢？法国蒙田研究所国际研究部主任 马蒂厄·杜沙泰尔（Mathieu Duchâtel）就此回答了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的专栏节目《经济参考》的提问。他和乔治娜·赖特 (Georgina Wright) 合作撰写了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在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中，就介绍这次采访。 经济参考：你好，马蒂厄·杜沙泰尔（Mathieu Duchatel）。 马蒂厄·杜沙泰尔：你好。 经济参考： 用你的话解释一些，什么是治外法权？ 马蒂厄·杜沙泰尔：简单来说，就是在国外适用本国的法律，可以针对的是在国外的本国行为者，包括个人或经济行为者，有时也可以针对外国行为者本身。 经济参考：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国家，我有立法，而且我认为它可以很简单地适用于境外。 马蒂厄·杜沙泰尔：是的，没错。所以，最经典的做法是，一个国家对犯下罪行且在境外的国民，可以通过引渡协议引渡回国，也可以通过其他不同的方式对他们采取行动。 经济参考：这在历史上确实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可以找到这种治外法权的痕迹，特别是在殖民主义时期，中国在 19 世纪就是治外法权的受害者，当时在中国定居的欧洲人认为适用他们的是自己国家的法律，而不是中国的法律。但是最近，是谁重新发起了这场法律之争？ 马蒂厄·杜沙泰尔：必须要知道对中国来说，治外法权首先是个政治工程。是习近平的政治工程，可以确定它发起的日期，因为习近平在 2019 年发表了非常明确的声明，呼吁中国从国家到政党的所有机构，制定一部具有治外法权效力的法律。而且，从中国历史来看，这确实标志着一次完全激进的突破，因为中国一直是深受强大治外法权迫害的受害者。外国领事法的适用，将所有在中国的外国公民，从当时的中国法律的约束中剔除出来。而中国人则将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称为屈辱的百年。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一时期是半殖民地的时期。 经济参考：所以你说2019年是一个具体的日期。但是很显然，是美国，早在这个日期之前，就恢复了治外法权这一权利。 马蒂厄·杜沙泰尔：嗯，是……是有几方面的 。首先，欧洲有很多关于美国治外法权的讨论，因为很多欧洲公司的经历表明，他们都是美国治外法权的受害者。我们蒙田研究所也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要知道…… 经济参考：你在这里注意到这也是有日期的。 2001的911袭击和 2002 年实施的重大制裁首次落在了欧洲公司头上。 马蒂厄·杜沙泰尔：没错。 有趣的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就大量使用美国治外法权来阻止中国获取西方技术，从而对第三方产生影响。这就是华为事件。华为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重启了治外法权这个话题。 经济参考：在美国司法系统的要求下，华为创始人的女儿在加拿大被逮捕。三年后，这件事最终以她被释放了结。 马蒂厄·杜沙泰尔：是的，有这一方面。此外，还有出口管制，以及对第三国公司对华出口的全面管制。因此，这里有一项适用于欧洲和亚洲公司的美国治外法权，来阻止它们向中国出口产品。 经济参考：所以有了中国在2019年的反应，但怎么做？什么样的法律呢？ 马蒂厄·杜沙泰尔：有很多经济文本。我认为所以这一切的核心是报复的概念。报复的概念已经被引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法中，首先有一个反映美国做法的措施，那就是建立一个不可靠实体和外国实体的名单，以一种非常宽泛的方式，将题目定义为经济行为者，或者不一定是经济参与者，而是其行为会危害中国利益的参与者。这些就是利益。甚至都不是…… 经济参考：中国将把那些认为威胁它经济安全的人、个人或公司列入名单，是这样吗？ 马蒂厄·杜沙泰尔：中国开始这么做了，但仍很谨慎。此外，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法国或欧洲还没有真正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换句话说，中国一方面已经装备了自己的武器库，但尚未使用；另一方面，中国正在为未来武装自己，武装自己来应对美国将对华采取的治外法权行动。 经济参考：基本上就是出口管制。因此中国也会控制这些出口的最终目的地，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特别是《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等，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中国还将控制那些可能离开中国的数据吗？ 马蒂厄·杜沙泰尔：这是一方面，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案例。中国有一部在2021年推出的出口管制法，今年开始生效。但中国在还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就已经对自己拥有优势的关键原材料实施了出口管制。在稀土出口方面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石墨方面也一样，我们在一家欧洲公司需要的石墨上也遭遇同样的问题，主产电池的诺斯伏特（Northvolt ）公司最近是热议的话题。事实上，中国拒绝向诺斯伏特出口石墨，我们会越来越多地听到这件事。因为这正处于一场经济战争的中心，而这场战争实际上是毫无道理的。 经济参考：因为诺斯伏特并没有威胁到中国吗？ 马蒂厄·杜沙泰尔：没有，不过诺斯伏特（Northvolt ）确实有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在电池领域的领先地位。因此，出口管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没有出口管制权的情况下实施的。但现在，有了中国出口管制法，并且有了受出口法管制法的关键原材料清单，而且这份清单越来越长。我们在半导体行业、镓、锗等原材料方面都看到了这一点……. 经济参考：清单是中国公布的。 马蒂厄·杜沙泰尔：是的，是中国公布的。 经济参考：至少在这一点是透明的。 马蒂厄·杜沙泰尔：是的。只不过，当这些出口管制措施真正实施时，它们并没有真正的法律依据。好吧，会觉得这项法律的存在其实是为了证明先前存在的做法是合理的。 经济参考：好吧，国家安全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夜之间，就能看到某一种产品出现在这份名单上。 马蒂厄·杜沙泰尔：是的，对这一权利的范围有非常广泛的定义，甚至超出了国家安全的范围，因为中国正在谈论它的利益。所以确实超越了这一范围。必须看到的是，为了使自己不那么容易受到美国治外法权的影响，中国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可以用来防御、回应，但也可以用来进攻和胁迫。我认为这正是中国的做法略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中国，更具体地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其战略文化中，确实有通过法律进行战争的想法。在非经济主题上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况。在领土争端问题上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些问题上有着利用法律来巩固中国立场或其合法化的思考。因此，从领土问题到经济和地缘经济都有一条共同的主线。 经济参考：蒙田研究所发表了有关美国治外法权的论文。现在又出版了有关中国治外法权的论文，那么欧洲人呢？他们会陷入困境吗？ 马蒂厄·杜沙泰尔：嗯，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场景：一家欧洲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治外法权，但在遵守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需要遵守与之相互矛盾的要求。如中国的，因此面临着矛盾的禁令。我认为…… 经济参考：可你已经发现了这种风险？ 马蒂厄·杜沙泰尔：确认了这一风险，并明确指出，欧洲致力于经济安全，但在治外法权问题上却完全是一个盲点。现在正在试图寻找…… 经济参考：完全是个盲点？ 马蒂厄·杜沙泰尔：完全是个盲点，欧洲有权禁止…… 经济参考：这是最近才有的……. 马蒂厄·杜沙泰尔：是的，是最近才有的，在试图反对美国针对伊朗的新政策时，它的效果很差。这篇论文结论部分中谈到了，保卫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拥有可靠的威慑能力。 经济参考：也就是说……？ 马蒂厄·杜沙泰尔：就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而言，具有可信的威慑能力。这涉及到当中国采取的禁止做法是滥用，或是过度滥用的行为侵害到我们（欧洲）的利益时，可能会禁止其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今天，确实还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还在争论是否愿意这样做。 经济参考：或者说问题出在哪里？ 马蒂厄·杜沙泰尔：是有个……无论如何构建了一个，被称为欧盟的反胁迫工具…… 经济参考：也是最近才有的…… 马蒂厄·杜沙泰尔：是非常新，还从未使用过，很多人说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起到威慑作用。 经济参考：和往常一样…… 马蒂厄·杜沙泰尔：必须能够界定的是什么是胁迫行为。欧洲的定义是一种旨在迫使我们改变针对某一问题的政策的外国行动。因此，它既可以是国家政策，也可以是欧洲政策。例如，法国是否进行过辩论？中国人对干邑白兰地的调查。 经济参考：这是对汽车调查的回应。 马蒂厄·杜沙泰尔：这是一个回应。在汽车调查中，这到底是不是一种胁迫？好吧，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胁迫，目的是迫使法国改变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和中国一样，我们也选择了加入世贸组织的途径。所以我们选择将这些行为定义为贸易战，一种商业攻击的形式。但很多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胁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适用反胁迫手段，但很明显，我们在这个领域面临着非常强大的经济压力。 经济参考：接下来就需要拭目以待了。非常感谢 Mathieu Duchâtel 的回答。本次经济参考节目到此结束。再见。

在特朗普正式重返白宫后，他的两岸政策将有何种变化？移居美国《刘晓波传》的作者余杰投书《上报》的《从黄之瀚的任命看特朗普新政府的对中和对台政策》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想象。本期中华世界为您介绍其中的重点。 余杰这篇文章写道，2024年11月22日，特朗普宣布任命哈佛法律博士黄之瀚为总统特别助理兼首席副国安顾问。特朗普当时说，黄之瀚「是我于第一任期提名的美国驻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大使」、「他领导国务院推动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黄之瀚一家从广州移民香港，再移民到美国，所以他懂粤语。他的妻子为台裔移民二代，所以他是台湾女婿——他是有史以来在美国政府担任最高职位的台湾女婿，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个好消息。 2017年，黄之瀚离开国务院后，任职于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余杰提到，他在该智库发表的一篇讨论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中指出，中共将其国内合法性以及最终的统治能力建立在咄咄逼人的国际大战略的基础上。为了使其统治合法化，中共依靠的手段包括不平衡的重商主义贸易，由外国投资和技术知识（窃取或免费提供）推动的创新，在国际上以胁迫形式获取政治默许，违反国际公约地对国内对少数群体进行镇压，并增强其地区军事主导地位。黄的结论是：「中共的列宁主义体制不仅与自由主义秩序不兼容。相反，更具威胁性的是，它依赖滥用自由秩序来维持生存。」 黄之瀚同时还在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USCC）担任主席。USCC是由美国国会任命的跨党派机构，主力研究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2022年11月，黄之瀚以USCC主席身份发表年度报告写道，2022年是外界对习近平的野心比任何时期都看得更清𥇦明确的一年，美国采取果断行动维护及捍卫美国利益和理念的必要性也同样明确。 该报告有专门涉及香港的部分，作为香港移民后裔的黄之瀚对香港的沉沦念兹在兹。他尖锐批评北京「钦点」香港行政长官及「安插」爱国者进入立法会；又指香港「进一步受制于北京」，香港的司法制度变得近似中国，令公民社会、媒体及外商都受到威胁。报告建议，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外交地位，或将之列入中国驻美代表团，遵守与中国一样的条款。当时，香港特区政府发出超过四千字声明予以还击，可见香港政府多么害怕这个建议。 余杰特别指出上述报告中黄之瀚提到，就在短短几年前，美中关系是「竞争」还是「接触」，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界的热门话题。但现在，这场争论已基本尘埃落定。现在形成的是一种近乎共识的看法，即无论你是否喜欢，美中关系都是竞争性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它是对抗性的。 2023年，黄之瀚在里根总统基金会及研究所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与中国的竞争：关于残局的辩论》的文章，系统概述他对美中关系的思考。他指出：「五十年前在中美关系正式开启时中方的『开局』策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北京利用自由秩序进行经济扩张的『中局』策略，以及我们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中棋盘上剩下的棋子，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美『残局』的参数。」 黄之瀚认为，中共一开始就选择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削弱美国利益的基础上。未来的风险比冷战的风险更令人担忧。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让苏联要么在共产主义自身固有的内部矛盾压力下「软化」，要么崩溃。而中共强加给美国的「残局」则具有不同性质，「当中共将其统治建立在金融和技术投入，以及自由秩序的战利品之上，当其霸权和领土野心延伸到美国安全保障、保证和规范执行所覆盖的地区时，几乎没有空间进行间接的冷战式代理竞争。」 黄之瀚：台湾是「宪政民主典范」 据余杰的这篇文章讲述，早在三十年前，有一个故事就在纽约的台湾医生群中流传：他们常常去特朗普的高尔夫俱乐部打球然后聚餐。有一次，特朗普恰好也在，就过来跟他们打招呼，听他们是台湾来的，非常热情地说：「我很了解台湾，我很了解台湾的处境。」那时的特朗普，还是一个商人，但在那时他就是一个真心以善意来对待台湾的美国人。 2016年12月2日，台湾总统蔡英文致电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双方通话历时十多分钟。事后，特朗普率先在推特上公布此事，并认为美国不需受「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 世人记着，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签署了多项涉台法律法案。由此，美国政府执行对台湾政策的法律依据，不仅有《台湾关系法》，更有《台湾旅行法》、《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此外，《台湾保证法》还被纳入《2021年综合拨款法》。 上一任特朗普政府屡屡派遣高层官员访台，比如卫生部长阿札尔 (Alex Azar)、国务次卿科拉克 (Keith Krach)先后访台。特朗普政府并拨款主办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活动，协助台湾提升不对称战力、遏止台湾的邦交国继续流失等，反映行政部门与国会对台湾安全的强力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庞培奥还开辟了美国与台湾的「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机制。 换言之，特朗普团队早已意识到，台湾不是「亚细亚孤儿」，不是麻烦制造者，不是可以被随意丢弃的棋子。（台湾是一个处于世界中上游水平的强国：台湾的经济力量相当于瑞典，领土大小相当于荷兰，人口规模相当于澳洲，军事能力相当于加拿大，进口总额相当于瑞士，出口总额相当于西班牙或者是印度。更重要的是，台湾是亚洲民主的先进国家，在国际组织的多项评估中，其民主水平、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多次名列亚洲第一。） 黄之瀚曾访问台湾，并在美国商会发表公开演讲，高度肯定台湾是「宪政民主典范」。他指出，只有奠基于宪政的稳定环境，才能孕育蓬勃多元又永续的经济发展，「独裁体制无法做到」，台湾体现了「民主与经济并肩成长并非巧合」的真理，为印太地区其他地方的效仿目标。 余杰引述黄之瀚表示，正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言，美台关系并非一种交易，而是深植于双边共同的长久价值，「美国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最紧密的朋友和伙伴」。美国希望加强与台湾人民的关系，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确保台湾人民可以继续所选择的道路，不受胁迫、有能力捍卫其民主制度。他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从未如此坚定，「台湾不能再被不公正地排除在国际论坛之外。台湾有很多东西可以与世界分享」。他还强调：「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美国政府和美国私营部门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确保台湾的国际典范熠熠生辉。」 余杰提到，黄之瀚近年涉台的言论聚焦台湾的自卫决心。2021年，他出席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研讨会时说，「孤立的台湾更容易成为中国战略规划者的箭靶」。当台湾和世界上的国际组织有官方和非官方的坚强连结时，中共就不容易侵犯台湾。 不过，黄之瀚不忘警告，台湾自我防卫以及因应可能突发事件的决心，应该要比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还坚定。这并非单纯国防预算和政策的问题，可能还涉及文化、政治等更广泛的讨论。 黄之瀚曾在韩国和以色列待过很长时间，他发现那些地方的人们有可能某天醒来，突然得面对国家生死存亡之战，民众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他认为，如果必须有维持台海和平的永续性安排，台湾必须更普遍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与疑美论者不同，余杰乐观地总结说，相信在特朗普新政府负责外交、国安的高官——国务卿卢比奥、白宫国安顾问瓦尔兹、防长赫格塞斯、驻联合国大使史蒂芬尼克以及黄之瀚等友台反共人士的规划下，美台的军事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将迈上一个新台阶。

新年伊始，享誉全球的《丁丁历险记》系列中的一部《蓝莲花》再版，与这个全新彩色版本同时出版的还有《蓝莲花》中的人物原型的张传记——《张充仁传》，这两本书的同时出版让法语读者可以认识这位给予比利时著名的“清晰线条”大师灵感的中国艺术家，但启发埃尔热创作出1934 年的《蓝莲花》和 1958 年的《丁丁在西藏》这两部最优秀作品的中国友人张充仁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作为《丁丁历险记》中唯一真实存在的人物，张是一个象征。通过他的旅行生活和非凡的职业生涯，这位无国界艺术家体现了高贵、谦逊、勇气和谨慎的为人处世。作为 1949 年后共产主义革命和之后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张可能是继毛泽东之后世界上最知名的中国人。 这位传奇人物本名张充仁，首先是一位中国雕塑家和画家。1907年出生在上海，1998年10月8日，在巴黎东郊小城马恩河畔诺让的家中安详去世，享年91岁。即使在今天，张充仁横跨中欧两大陆奥德赛式的一生，对那些每每谈起他的人来说，显得的是那么的浪漫。 总是与埃尔热和丁丁的联系在一起，张充仁的故事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故事可以追溯到 1934 年。在把丁丁派遣去苏联、处于欧洲殖民地地位的刚果、美国由黑帮大佬阿尔·卡彭掌控的芝加哥市中心、印第安人出没的狂野西部，以及法老的埃及之后，埃尔热想要将他画笔下的主角送去遥远的东方走一走：目的地上海！当时，这座被称为远东巴黎的城市还是一个令西方人心驰神往的地方。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埃尔热也认为在中日战争期间，让丁丁体验一下中国的苦难是不错的主意。但在出发之前，他想先做一些调查。随后，画家收到了雷翁·戈塞神父的一封信。这位对鲁汶的中国学生非常友好的神父每周四都会关注“二十世纪报（Vingtième Siècle）”的副刊 “二十世纪小伙伴（Le Petit Vingtième）”上连载的《丁丁历险记》。在得知丁丁即将前往中国后，他在给埃尔热的信中写道：“避免讽刺中国人。如果你把中国人刻画得像西方人经常想象的那样狡诈和残忍，如果你让他们扎辫子，如果你谈论中国的酷刑或燕窝，那么你就会残忍地冒犯我的学生。请小心谨慎，多了解情况！”他主动提出将埃尔热介绍给他最优秀的几个中国学生。埃尔热兴奋地答应了。很快，他就与在布鲁塞尔美术学院绘画雕塑班求学的张充仁约好见面了。 正如传记作者多米尼克·马里克 (Dominique Maricq) 和张逸飞 (Thang Yifei) 在书中的解释，张充仁生于木雕世家，“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很早就娶了一位绣娘为妻”。作者接着说： “成年不久，张很快就意识到，到比利时这个欧洲小国接受艺术培训能让他受益匪浅。” 1931年9月，这位年轻人登上了驶向欧洲的客轮，更准确地说，轮船是驶向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那里，他刻苦学习美术学院的课程，很快就引起了一位雕塑教授的注意，教授建议他跟随自己学习雕塑。 1934年，张充仁摘得了当年布鲁塞尔市的雕塑一等奖。在比利时首都的四年里，这位雄心勃勃、意志坚定、孜孜不倦的年轻人所遇到的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1934 年 5 月 1 日，头戴帽子、系着领结的中国艺术家来到埃尔热的家中。一杯茶的时间，两人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94 年 8 月，也就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整整六十年后，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有机会在马恩河畔诺让的艺术家工作室见到了他。老人不得不回忆往事：当时“埃尔热非常缺乏文献资料。当时几乎没有详细描述中国人生活的书籍。对西方人来说，中国的形象往往是留着长辫子的老官吏、小脚女人和被扔进河里的弃婴”。他说“戈塞神父给了我一封推荐信，于是我在一个周日下午，去拜访了埃尔热。我们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们年龄相仿，而且都是艺术家。 “ 当时两人都是二十七岁。大约有一年的时间，每个星期天，张都会去埃尔热家。两人在布鲁塞尔五十周年公园里散步时，两人天马行空、侃侃而谈。然而，却总是彬彬有礼。这是两位相互尊重的艺术家之间至高无上的谦逊。 当记者问张充仁：埃尔热长什么样时，雕塑家回答说：“当时，埃尔热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个很普通的家庭。我记得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他看起来勤奋好学，非常勇敢。他的嘴唇经常干燥起皮、嘟着嘴，看上去，就好像没有睡够的样子。他工作太努力了，把眼睛都费在画案上，根本不注意自己。但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从他的握手就能看出来……” 事实上，当埃尔热的画笔将丁丁带往蓝莲花国度的过程中，张充仁是他的眼睛。 1974 年，在巴黎索邦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埃尔热宣称：“从《蓝莲花》开始，一切都变了”。确实，画家的笔下避免了中国在西方人印象中的刻板印象，这在欧洲还是第一次。他笔下的主人公介入并公开谴责日本对上海的攫取。在现实生活中，两人学会发现对方、互相学习。埃尔热是如何与张充仁相处的呢？回答是： “他是个非常温和、友善的人。他觉得我的一些轶事很有趣。另一些则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我们一起在布鲁塞尔散步，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 » 张充仁对自己的职责认真对待，每次与埃尔热见面前都精心准备。 “在一周的时间里，”他微笑着说，“我翻阅自己的记忆，查阅报纸并做了笔记。如埃尔热在《蓝莲花》第 48 页中就采用了汪精卫遇刺的新闻。随后，张讲述了埃尔热是如何很快找到“中国导游”和他的勇敢记者结识的桥段。起初，他想找一位睿智的老人，但也意识到这样做会有问题。如果是个年轻女孩，就意味着会有浪漫的爱情，可这在当时是青少年出版物法所严格禁止的。于是，很自然地，埃尔热加入的角色是个中国小男孩，并给他起名叫“张 ”，丁丁英勇地从长江里救起男孩。他是否预感到这一举动的重要性呢？还没有。 《蓝莲花》尚未出版，张充仁就要回国了。他在布鲁塞尔火车站的站台上等着来送行的画家，但埃尔热没有出现。艺术家无奈地上了车。就在火车启动的时候，他看到站台上跑来那个修长的身影，挥舞着帽子向他告别。离别突然变得不那么悲伤了。但他还不知自己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陷阱。刚回到家乡，日本的占领、以及之后的内战、建国，决定了张充仁的职业命运。 在艺术和个人层面上，埃尔热的创作深受张的影响。这位年轻的中国艺术家不仅仅“向埃尔热介绍中国”。还教会了埃尔热使用中国国画的技法。张的 “笔触”包含了空间与留白之间的微妙对话。张充仁回忆道：“有一天，我送给了他五本中国书，让他学习如何用水墨和毛笔作画。我还了教他一种不同的握笔的方式。没有支点——那就是悬笔技法。 » 张耐心地指导朋友的技法，并帮助他完善设计、柔化轮廓。埃尔热后来向他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努玛·萨杜尔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我还感谢张让我更好地理解了友谊的、诗歌的、自然的意义……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他向我介绍了中国书法的——“风骨”，灵感之风和坚毅之骨。对我来说，这是个启示”。 正是在这个时刻，埃尔热著名的“清晰线条”绘画风格诞生了——或者至少是在这一刻确立的。 这就是为什么 埃尔热邀请张充仁和自己一起共同创作《蓝莲花》。张告诉《费加罗报》， 专辑完成后，埃尔热邀请他在这本书上共同署名。但他拒绝了。可在埃尔热的坚持下，最终张充仁在专辑内的一些画面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但他希望签名保持隐秘。这是因为如果当时官方知道他在一本连环画专辑上签名说日本攻击中国、欺骗欧洲，那他就回不了家了……” 回到中国后，张充仁有足够的时间来打造自己的生活。已婚并育有四个孩子的张充仁在上海创办了一所绘画和雕塑学校，培养了近 200 名学生。但不幸的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艺术创作的希望。在劳教所呆了一段时间后，张被迫到农村去插秧，回城后则在钢铁厂捡钉子。他的中欧奥德赛式的一生本可以就此结束。 但是，这中间不包括埃尔热和张充仁之间强烈的友谊。 分别二十多年来，埃尔热一直没有这位中国朋友的消息。在《丁丁在西藏》中，他派遣丁丁前往尼泊尔，寻找飞机失事后失踪的张的下落。正是在这本专辑中，埃尔热创作了一首关于友谊的壮丽赞歌，同时也是一曲感人至深的纯洁颂歌。在书中，通过解救被囚禁在雪人巢穴中的张，丁丁/埃尔热摆脱了自己以往的幽灵，也借此机会驱散了自己的死亡冲动。事实上，他的“重生”促使他去寻找张充仁。 在此十五年后，两人终于有了联系。每次在布鲁塞尔的中餐馆吃饭时，埃尔热都会习惯地从钱包里拿出张充仁的照片询问是否知道此人。这无异于大海捞针。直到 1975 年的那个晚上，埃尔热与一位经常出入布鲁塞尔知识分子圈的、儒雅的魏 (Pierre Wei) 先生共进晚餐。埃尔热习惯地问道：“你认识一位姓张的人吗？” 这一次答案是肯定的！ 自此，埃尔热重新联系上了他的中国朋友。 上世纪80年代初，甚至有传言说埃尔热要去上海，但由于他的台湾之行阻碍了这一切，随后出现的问题是如何让张充仁重返比利时。张先生最终获得了为期三个月去布鲁塞尔旅游的签证。 埃尔热 (Hergé) 与张充仁 (Tchang) 的重逢是在媒体见证下进行的。由媒体RTBF的记者 Gérard Valet 精心策划。1981年3月1 日，布鲁塞尔的扎芬特姆机场，在众多相机和摄影器材的镜头前，埃尔热紧紧地拥抱着这位相识近五十年的挚友。 张在1994年回忆说：“到达布鲁塞尔机场后，穿过走廊，我发现自己面对着一群挤在一起的记者，超过两百人……但埃尔热拥抱了我，我非常感动。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已经变得如此出名了......” 张先生在埃尔热家中小住三个月，然后怀着沉重的心情返回了中国。正如雅克·朗格卢瓦 (Jacques Langlois) 在他的作品《丁丁小传》（François Bourin 版，2020...